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是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的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节选自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