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是经过中国‘文革’十年的痛苦换来的，容易吗？”秦晓鹰说，“中国的特点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

    著名学者秦晓鹰在谈到从“文化革命”到今天这36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总结出三大变化：一、从书本到实践；二、从城市到基层；三、从全盘接受西方理念到正视与尊重国情。他说，这第三个变化始于1989年之后。

    秦晓鹰与戴晴在《中华英烈》杂志社共事的这段经历，美国记者并不知道，因此当戴晴和秦晓鹰俨然老熟人般寒暄客套时，美国记者十分吃惊地问戴晴：“你们认识？”

    一位美国记者在接触了秦晓鹰后说，他的言谈和文章论据充足、语汇丰富，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很熟悉，又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感情，有一种让人在逻辑上无法抗拒的雄辩色彩，同时隐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听到这种评论，秦晓鹰只是一笑，反问：“美国人什么时候懂中国的事儿了？”

    记者开门见山问秦晓鹰：“秦，你还支持邓小平吗？”

    秦晓鹰在当时的另一个身份也引起美国记者的兴趣。他是那套曾于1984年开始风靡全国的系列大型丛书《走向未来》的编委。这套丛书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把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介绍给社会，使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丛书共推出100种，在中国掀起了持续不绝的文化热和对新兴学科的强烈追求，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发端。据当时外电评论，这套丛书的编委大多由思想激进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组成，而秦晓鹰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活跃的一员，用他的话说，这是新时期以来的“百科全书派”的标志性行动。

    记者耸耸肩膀，两手朝两边一摊，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1987年，有关部门筹备宣传革命烈士的杂志《中华英烈》，秦晓鹰和戴晴同时担任《中华英烈》的执行编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中，两人在稿件取舍和一些编辑指导思想与观点上存有分歧，其间也有龃龉，后来戴晴离开了杂志社，俩人便没有了联系。

    戴晴说，秦晓鹰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绝对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听这话时，美国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这位先生此时才发现中国还真有这样一批思想十分锐进，但又非常忠实于自己国家的传统和现存制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西方人看来，要改革就只有全盘接受西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此时，离东欧剧变已经不远了。

    这个美国记者着重采访了3个人，一个是何新，一个是林炎志，另一个就是秦晓鹰。

    果然，不久，这位美国记者在回国前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秦晓鹰，向他告别。当他们走出饭店时，意外碰见了秦晓鹰以前的同事，女作家戴晴。

    美国记者在采访了何新和林炎志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便把目光投射在秦晓鹰身上。

    秦晓鹰接着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封锁就能封锁出害怕和屈服来，我告诉你，你们的封锁将会在中国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就像当年美国的面粉造就了朱自清一样。”

    这次会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

    何新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当然，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秦晓鹰197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以前被称为“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世界历史研究所中最年轻的一个笔杆子。在那个思想的冰层还没有化解的年份里，他以超常的冷静和上山下乡打熬出来的顽强毅力，潜心苦学，开始了一个青年学者最初的独立思考。

    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