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贪婪地喝着清甜的热水，一面问起他的家庭，他的脸上兴奋起来了。“我不是本地人，六岁时，我父亲从固安县逃荒，一个挑子把我挑来的，十三岁起就做了赵泉的长工，在熏房里从黑早干到晚，一年才拿到六块钱。穿的当然没有了，吃的呢，臭的烂的，他给什么就得吃什么。不干吧，往哪里走呢？赵泉就有这本事，他压着叫这里所有的花厂都给和他一样的工钱。他的儿子是保长，直眉瞪眼地，腰里挎着手枪，老百姓哪个不恨他……一九四九年，黄土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解放”这两个字像春雷一般，从他欢喜的声音里响了出来。“土改了，赵泉被法办了，我分到了三间瓦房，三四亩地。我和我们的殷维臣社长，八户人，建立了黄土岗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我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一岁了……”他怜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她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吃苦？要说今天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毛主席不是说过让全世界人都吃上饭？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每年有五六百块钱的进款，比从前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队员们哪个不是干劲冲天？从前只管六百盆花的，现在都能管到八百盆了。现在我们有了三百多间熏房和冷洞，一万七千多盆花，三十几个队员，……将来呢？”他说到这里豪迈地笑了一笑。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

    回忆起那几天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像天际远帆似地发着闪闪的银光的人，决不止刘镇海队长一个，而且，那些人也不是单独地出现，他们的背景是一片一片的花地，一排一排的花房，而这些像蜜蜂一样的辛勤的人们，就在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繁花中间隐现！

    如今，我住过他们的房，吃过他们的饭，我已经认得了他们的门户。郑王坟的佟队长不是已经邀约过我么？他说：

    “清明前后，这六百亩地上的果树一开了花，那真是彩云一片，您可要来呵！”

    我离开樊家村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我不喜欢“一步一回头”的惜别情绪，而且，我知道，等不到清明前后，我还会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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