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从我们座前走过，看见剪下的枝上还缀着红丹丹的果子时，就争着过来摘下放在书包里，这时已是打点时候，我们要去吃饭了。

    剪枝的时候，我总坐在张琳老头旁边，他给了我一把小花剪，又教给我怎样剪。他拿起一棵山虎子来，像雕刻家审看他的素材似的，端相了一下，就嘎吱嘎吱地很快地将这剪成秃秃的圆圆的一球，然后放在一边，立刻又拿起第二棵来，他的动作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流畅的谈锋。张琳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了，关于丰台种花的掌故，他可知道得多了！他一面剪一面说：“现在我们队的草花地，就是治贝子的。那时他们随便收用老百姓的地，一大块地只给几两银子，老百姓可受苦啦，像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在北京大宅门里当花匠，我的父亲就在庆王府呆过。我自己十五岁以前还上过私塾，以后上不起了也就学了种花。在日本人来以前，花房的生意已经渐渐地衰落下来，日本人来了，卖花的钱连买粮食都不够，大家索性都不种花了，把花地都种了菜。”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我们这里的水土就是适宜于种花。在纪家庙那边还有花神庙，大概是道光年间修的吧，前殿供的是花神，两厢还挂着有花谱。日本人来的时候，说是厢房里有民团藏的机关枪，放起一把火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从我和社员们的闲谈里，我深刻地体会到种花育苗，不但大有学问，而且是极其细致极其辛勤的工作，黄土岗茉莉花队刘镇海队长的谈话，就给我以最深切的感受！

    我们是在熏房里遇到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黄色的衬衣，袖子卷得高高地，汗流满面的脸上，充满了热烈的表情。他带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茉莉花架。在阳光下，细小的繁叶，发出绿油油的光。千万朵含苞的花里，散溢着扑面的浓香。他笑着说：“这熏房热吧？

    我们需要和广东一样的九十多度的气候呵。这些花，在春节过后，用稻草包好，从广东运来，到了我们这里，先进冷洞。”他指着熏房前面的一排花洞，“慢慢地再搬到熏房里的炕上来，炕底下有火，把花熏开了，摘下花，再慢慢地向前挪，挪到架上的阳光底下，然后再回到冷洞里去。这样，每年可以摘到五次花——屋内两次，屋外三次，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叶公司去……”

    我们说：“你们是终年辛苦了，这工作真不简单呵。”他笑了一笑：“养花的工作，最要紧的是水，火，风。浇水要及时，太干了不好，太潮了也不行。”他用手指弹着花盆，“听着花盆的声音，如果声音是沉重的，土里就存着水，如果声音显得空洞，就是土干了，赶紧就得浇水。说到屋里的热度，我们感觉惯了，一进门就知道温度是多高。还有空气的流通，也是十分要紧的……”说着，他把我们引到门外，在清冷的空气里，觉得顿然凉爽了。

    我们拦住他说：“外面冷，你先穿上衣服吧。”他摇摇头笑说：“惯了，我从小就当花匠，出来进去的，不当回事了。”他带我们走过好几处的熏房和冷洞，他说：“这些都是公社化以后新盖的。原有的几间，是黄土岗有名的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我从前就在他的花厂里当长工。

    土改以后，我们把他的花厂没收了。我们那时候还在种菜，拿到花厂以后，我们说：我们有了人又有了厂，索性干起来吧……”说着已经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就在一处熏房外间的一角。这时有两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叫着爸爸从门外扑到他的身旁。他一面张罗着让我们喝水，一面笑说：

    “这俩是我的闺女，大的才五岁，人手缺乏的时候，也会帮着摘花了。”我们热得有点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