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

    渡边玲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玲子的母亲前年去世了，从广岛接回来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们管家。玲子和我同岁，也只比我大几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

    我们搬到她隔壁来住以后，我和玲子渐渐熟识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弹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伤。姐姐本来是不愿意到东京来的，她不愿意见人，后来因为这边需要人帮忙，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坏，不能再继续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强回来的。一提起这事，玲子就咬牙切齿地恨美国人，说：“你没有看见她一身的创疤呵，你没有听见她讲过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以后，广岛的人间地狱的情形呵，你说，美国人还是人吗？”她还说：

    “我父亲到你们中国华北作战过，作过八路军的俘虏，他到现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心里还惭愧。他说：‘帝国主义就不是好东西！帝国主义使得日本人杀害中国人，又使得美国人杀害日本人，帝国主义不消灭掉，世界就没有和平。’”她说着就拉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这时我真是从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爱！

    我们这条巷里，有两家的女孩子是“嫁”给美军的，常有美军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院子里晒着美军的衣服。这两个女孩子先后都跟着美军回国了，玲子谈起她们时就气愤地说：

    “我多恨她们又多可怜她们呵！她们等着在美国受罪吧，没出息的人！”我说：“玲子，你再也不想到外国去吧？”她笑说：

    “那也不一定，比方说，到中国去，那里有你，有我的朋友呵。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几天以前，我父亲忽然说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台湾的签证已经来了。母亲还跑到学校去替我办转学书。我们的校长，美国天主教的姑奶奶，高兴得很，对学生们夸说我多幸运，能够到美国去上学，多少中国和日本的同学都羡慕我，但是，我看到，向我投来艳羡的眼光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看不起的人，而对我显出失望的神色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喜欢的人，譬如祥哥和玲子，虽然他俩都不是我的同学。

    我的心情压得很沉重，我一定要对我父亲母亲表示我的态度——我不到美国去！

    我跑进房子里，砰地一声把书房的门推开了。这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间洋式屋子，墙上安着壁炉，父亲和林先生坐在炉前，正在烧些什么，母亲站在桌边清检着一些信件。屋里没有开窗，还放下帘子，空气又热又闷，我就敞开门站在门边。

    他们三个人同时回过头来，林先生只抬头看了一下，仍旧烧他的纸，母亲看着我的脸，说：“你要做什么？有话进来说。”我关上门，双手反握着门把，背靠着门站着，我心跳得厉害，急急地说：“我们去美国的事情，你们好好地想过没有？

    不能改变计划吗？人家都在笑话你们呢，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最后还是到美国去——多没出息！”父亲看了林先生一眼，忽然很高兴地大笑了起来。他们毫不在乎的态度使我气愤，我大声说：“你们没听见冯？就是和你们一块喝酒的那班美国醉鬼，那个牛金，要用原子弹炸死我们中国人，他对中国人有多大的仇恨呵，我们还要去仇人的国家吗？你们自己去吧——我是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