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将率领禁军兴乱示威。”武宗得悉，气愤地说：“纯为奸人之诃！”当面斥责仇士良“削减粮饷之事，纯属朕意，且尚未实行，你何必出此狂言？”一向骄横的仇士良竟诚惶诚恐，俯首请罪。从此仇士良的权势受到很大限制。会昌三年，仇士良见武帝内心十分忌恶自己，无奈退休，不久死去。1年后，武宗下诏，追削仇士良生前所受官爵，并籍没其家产。

    同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直接任命崔铉为宰相。唐中后期，由宦官出掌的枢密使“承受诏旨，出纳王命”，控制禁军，掌握国家机密，取代了中书省的权力，权势极为显赫。武宗架空他们，无疑是对其权限的极大限制。

    宦官势力不仅把持朝政，也控制着兵权，并利用兵权扩大势力。李德裕当宰相后，上书武宗，总结了德宗以来中央与藩镇作战失败的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宦官军权太大，战时诏令从宫廷直接发到前线，宰相却不能参预决策。二是宦官监军，随意指挥，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使军队不能灵活作战。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他们选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作为牙队（卫队），让老弱士兵出阵作战。开战后，监使率牙队在远处观战，见势不妙，便策马先逃，阵上士兵随之溃退。武宗接受李德裕的建议，诏令监使不准干预军政，监使选牙队每千人中只准抽十人。由于牙队人数少了，监使便不敢到前线观战，由此加强了将帅的指挥权，使他们能机动灵活地在前线作战。

    武宗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尽管是有限的，但对唐王朝来说却是受益非浅。唐武宗能摒绝近宠，在历代皇帝中也不多见。

    四、灭佛崇道饮丹毙命

    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又是我国吸收佛教等外来宗教最为旺盛的时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宗教往往被教内外的别有用心者引上歧途，蠹耗生灵。会昌二年三月，李德裕下令禁止置童子沙弥。十月，又下令，凡僧人违犯戒条，擅自娶妻者，一律责其还俗归乡，没收其钱粮田地。欠债者，还俗后充为徭役。当时还俗的和尚达3000余人。随后，武宗下诏，限定寺院奴婢人数，规定每僧只准用一个奴婢，尼姑用二婢。会昌三年，因与奉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交恶，唐朝又废除了摩尼寺，斩杀摩尼师，籍没其财产。翌年四月，下令禁止寺院供奉佛牙，并拆毁了一部分山房兰若（较小的寺院）。

    从会昌元年到会昌四年，武宗经过4年的调查准备，为全国规模的灭佛运动创造了条件。

    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疏，发布了灭佛诏书。三月，武宗诏令对全国各地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五月，勒令50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度牒，一律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武宗还批准了宰相的奏请，规定：上州（三万户以上）每州只准留一所佛寺，下州（二万户以下）的佛寺全部废毁。上都（长安）、东都（洛阳）每地各留两所寺院，每寺留僧30人。到会昌五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兰若46600余所，僧尼还俗20余万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磬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还俗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原籍充为两税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

    武宗在强行灭佛的同时，却又企图恢复国教（道教）的权威，用道教压制佛教，因而大力提倡道教。

    早在未执政前武宗就颇好道术修炼之事。即位后，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来朝廷，向他们询求道术，并在三殿修建金录道场，武宗亲临九天坛接受法录。当时谏官上疏谏止，武宗置之不理。六月，又封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与道士赵归真住在宫廷，撰修法录。赵、刘两位道士在武宗面前极力诋毁佛教，这正中武宗下怀，因此，灭佛运动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