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计，直逼云州城（今山西大同市）。

    面对回纥乌介可汗的入侵，朝廷之中议论纷纭，牛僧孺等保守势力主张固守边防，不可出击。宰相李德裕全面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回纥正趋衰势，击之必胜。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立即诏调许、蔡、汴、渭等六镇之兵，驰援天德、振武，任命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南面招讨使，各路大军会师太原，待机讨伐。

    与此同时，武宗赐给乌介可汗诏书，列数其罪状，并警告他要“速择良图，无贻后悔”，尽可能争取招抚。然而，乌介可汗一意孤行，会昌三年正月，悍然发兵进攻振武。

    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三千骑兵为前锋，刘沔殿后。石雄挖地道攻入乌介可汗的牙帐（指挥所），各路大军配合猛攻，在东胡山大败回纥军队，俘虏了两万余人，乌介可汗中箭逃往黑车子族，太和公主亦被唐军夺回，送归长安。唐军取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外患甫定，内乱继起。会昌三年，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又发动了叛乱。昭义镇辖有5州31县，节度使驻潞州，为临近两京的战略要地。事件发生后，朝廷哗然。对藩镇之乱心有余悸的朝廷大臣们大都主张姑息妥协，答应刘稹的要求，授予节钺，同意为留后。只有李德裕等少数的大臣坚决主张对刘稹用兵平叛。武宗力排众议，独纳李德裕的意见，决定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用藩镇之兵讨伐刘稹。

    五月，武宗下诏，削夺刘从谏和刘稹官爵，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等合力讨伐刘稹。随后又调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任晋绛节度使，配合各路兵马。

    诏令一下，各路大军进展迅速，惟独李彦佐行动迟缓，并且上表请求在绛州休整。武宗立即调整部署，从天德军方面调石雄任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准备取代李彦佐。同时对各路讨伐军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严明军纪，禁止部队焚烧庐舍，挖坟掘墓，侵扰百姓，从而取得了沿途百姓的支持。至会昌四年七月，邢州刺史裴向、洺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等抵不住王元逵、何弘敬的压力，各率部开城投降。八月，三州投降的消息传到泽、潞二州，叛军内部分崩离析，刘稹亲信、潞州大将郭谊等取刘稹首级，迎接讨伐军进城。历时13个月的昭义之乱，至此彻底平定，收复5州31县。昭义镇的收复，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

    三、病革前弊排抑宦官

    由于平叛的胜利，整个朝廷都被武宗突如而来的威力震慑住了。武宗与李德裕君臣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令群臣瞠目结舌，甚至连身历多朝权势显赫且具援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等也不得不另眼相看，重新审时度势。正当宦官们狐疑、观望、等待之际，武宗君臣立刻推出了限制宦官的方略。

    他首先稳住仇士良、鱼弘志等。加封仇士良为楚国公，鱼弘志为韩国公，也权作对他们援立之功的“报答”。随后即诏调在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德裕入朝秉政。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有步骤有分寸地开始对宦官的权力进行剥夺。首先向宦官头子仇士良开了刀。武宗自即位之初便对仇士良进行种种限制，不准他参预政事。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八月，仇士良奏请武宗以自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荫补其子为千牛官。千牛又名千牛备身，为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专掌护卫天子。官位虽低，但选拔极为严格。对他的请求，唐武宗置之不理。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令中书省起草诏书，削减禁军的粮饷。在此之前，天子的诏令是由大宦官传递经办的，而今仇士良等却不能参预。仇士良恼怒地说：“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