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樣的問問，其實並沒有卓見，不料汪先生即刻臉上變色，斷然道

    、「共產黨無論做甚麼，都是決不可信的！現在我們與重慶爭中華民國的命運於

    一線，即在於反共或被共產黨所利用！」但我聽了仍將信將疑，多半不以為然。

    我又一次向汪先生說、「和平運動要以東南沿海城市的民族產業資本家為基

    層，如此來組織可好？」我這話實在可笑，簡直不像是我說的，那是北伐國民黨

    裡的新派以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想法，我說時連自己亦不相信，汪先生聽了

    當然不納。如今回想起來，汪先生總要算得待我好，我雖說錯了話，他亦不使我

    難堪。

    還有一次是我與周佛海說起，我道、「我們如今實際只有和平政府而無和平

    運動，我們應當發動民眾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商會公廠聯合會等，使

    和平運動革命化。」周佛海卻道、「革命又怎樣革法？我說實話，民眾團體又有

    甚麼用！」佛海是共產黨過來人，凡從共產黨脫退的，提起革命與民眾團體就反

    胃。他的話我當然也不佩服。

    可是民間這些年來把革命這個字聽厭了，我便亦厭見林柏生的文章裡加進革

    命的話，他無非是迎合汪先生罷了。那麼中華民國的一代大事到底將是怎樣的呢

    ？我是後來從離開了汪先生之後在武漢，又後來汪政府覆滅後我逃亡在溫州，纔

    弄明白了是民間起兵，而結果是人民解放軍來做了我的相知與佐證，我雖也欣喜

    ，但是著實咨嗟。我之所以竟能弄得明白，倒是多靠早先那一段的糊塗，那幼稚

    可笑至少有從理論解脫的可愛。

    彼時是抗戰生於民間起兵的氣運，而和平運動則不能，故汪政府的人士氣不

    揚。但和平運動亦不是沒有做法來結合民間起兵的氣運的，而後來的共產黨禍亂

    亦不是命裡註定的，可惆悵的只是彼時我亦見不及此，不能啟發汪先生，以至於

    有今天的生民塗炭，那一段情由，仍是歐陽修說的、「雖曰天命，抑亦豈非人事

    哉？」

    詞裡有「曉陰無賴似窮秋」，其實卻是春天，中華民國當年汪政府的一段，

    乃至今日共產黨的政權的事，亦皆像這樣。連我的吊兒郎當，亦是這種無賴。三

    個政府皆於我有合有不合，到底不能勉強，而汪政府彼時，我是還都那年夏天起

    即不再作汪先生的代言人了。昔年孫中山先生即不曾有過代言人，汪精衛胡漢民

    鄒容吳稚暉諸同志只是各人說他自己所要說的，沒有禁忌，卻能自然不相違反，

    如今汪先生倒亦是這樣待我。可是我到底辭去了中華日報總主筆兼職，雖汪先生

    不准，但我自己准了自己。此後我尚留在南京政府裡，惟因汪先生的作風尚未成

    一種類型，而且我也珍重政治現前的一笑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