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城下之盟，遠不至於國體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敗戰，

    尚可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處，中國不以戰敗者自

    處，而做到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可是周佛海梅思平並不體會汪先生的意思

    ，他們看得中國敗戰的程度已瀕於被征服。汪先生沒有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

    日本，他只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共產黨，但周佛海梅思平他們則以為日本有

    滅亡中國的力量。我對周佛海梅思平他們不快即是在此。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對於議和的雙方資格問題，與汪先生的想法完全一樣，但

    到上海之後，接觸了日本軍與日本的所謂國策，我起了反感，變得相信中國根本

    未敗戰，連有限度的敗戰都不是，第一次是對日本海軍報導部長，我就如此抗辯

    。我這對於雙方形勢的新判斷，未必是根據何種標尺，而寧是因為與中國民間樣

    敢於平視強權。昔人說、「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我是身在東吳而看得東

    吳無人，連那日本軍在內。

    和平運動原該是革命的。但這革命又是怎樣的革法呢？說抗戰建國或和平反

    共建國，不過是政策該與革命結合，卻未曾說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行事，乃至

    我的敢於平視日本軍，亦平視南京政府，平視重慶政府，雖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除了氣概還有本體，這革命的本體又是甚麼呢？我卻簡直茫然。

    我早先相信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前此在香港，我還拿汪夫人給我的機密費

    幫助托派，言明無條件，連接受個人友誼的贈與若亦躊躕，那麼你們只當是路上

    拾來的好了。是一位姓王的推卻不過，兩次纔接受了約五百元港幣，但他報告上

    去，上級仍命他如數都退還給我了。托派的貞介我至今猶敬，而我不加入做共產

    黨員，彼時是謙卑，量量自己不大會服從紀律，怕一旦弄到對不起這樣崇高偉大

    的黨。說實話我是不慣將身許人，幼年要我叫俞家義父義母就千難萬難，其後亦

    不肯在郵局定終身，現在雖做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我亦自己看看不像個黨員。

    我原來於知求其必至，於事求其必達，還比他人認真，如我看錯了七七事變

    ，以為它不會擴大的，及後竟擴大了，我有一年半載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當初

    觀察錯誤之故，不肯罷休。又如我在汪政府，終也沒有過一刻兒玩忽，卻是每每

    思前想後，他人未憂我先憂。雖然如此，我的性情卻又是對於理論乃至於天下事

    的成敗有一種灑然。而且彼時我一面仍敬重托派，一面卻在南京做官，於自己的

    思想的衝突彷彿是對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淵明的讀書。

    彼時我自己也說不明白，單是漸漸覺得無產階級革命好像不對，我雖一直不

    喜史大林派，而且現在我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運動，但毛澤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

    ，單是像民兵一樣的抗戰，似乎比托派更有世俗的好。而如此我乃更茫然了。是

    和平對抑是抗戰對，這樣的問題我倒還不甚措意，我所弄不明白的是和平或抗戰

    的基本，即革命的問題。

    在那一段期間，我把學得來的東西都丟開，回到了世俗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想

    法，糊塗也罷，幼稚也罷。一次我冒冒昧昧的問汪先生、「和平建國豈不就好，

    為甚麼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我們似乎不值得強調反共了？

    」我亦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