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博雅指指门口的罗娜说，罗娜对满洲人点点头证实，他正在记录。这样似乎还不够。

    “她出生在哪里？”

    梅玲现在真的吓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说：“上海。”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这是更想不通的奥秘。

    “她来拜访朋友。”博雅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以前读什么学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说：“我没上过学校。”

    日本人摇摇头，仿佛确定有些不对劲。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长审。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父亲。”她说。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行公事。“东洋人问话，你一定要回答。说什么都无所谓。”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里？”他又问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结婚没有？”

    “没有。”梅玲直率而略带刻薄地说。

    翻译员记下她的回话，日本军官则盯着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着翠玉的镯子，正搁在软棉被上，加上羞红的面孔和乌黑的卷发，构成一幅可爱的画面。她的头斜向一旁，用自卫、惊恐的眼神看着军官，就像博雅书斋那一幅画中的小鸟望着大蛇一样——不是正望，而是用眼角偷窥，不是观察他或接受一种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显的恨意、恐惧和迷惑。问完了话，军官对满洲人眨眼说：“她很漂亮。”然后转向她，和善地用蹩脚的英语说：“你应该找日本医生看病，日本医生像德国医生一样好。”

    梅玲沉默不语，军官又笑笑说：“你喜欢日本人吧？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做朋友。哈！”

    他发出日本人表示欣赏一个笑话时特有的尴尬、不自然、做作的笑声，低头拧了梅玲的面颊。梅玲缩头尖叫，眼睛里有厌恶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复军官的仪态，对满洲人吼了一声，就走出房间。

    搜查继续在前院进行。冯老太太没有出来，由博雅带日本人检查房间。走到一个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壶前面，军官停下来，那是这栋房子的前一位屋主——满洲亲王——的珍藏。他转身问道：“乾隆？”博雅点点头。

    他们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弯，来到“漩水台”的地方，俯视红栏木桥和对面的果园。搜查变成敷衍，日本军官似乎有别的心事。

    “走到那一边要多久？”

    “半个钟头。”

    “我们掉回头。”

    不知道是满洲人看出军官的心事，还是军官曾私下对他说了什么，译员走近博雅低声说，他最好把军官看中的白玉壶送给他，以争取他的好感。于是博雅在“自省厅”传话给佣人，到了门口，另一个佣人便交给他一个包装精细的纸盒，博雅递给翻译员，后者对军官说了几句话，军官笑笑，只“噢”了一声。他对博雅伸出手，显然充满敬意地说：“屋子好大！”就走了。

    冯舅公中午回家吃饭，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里，热烈讨论这一次的搜查。

    “他们为什么要搜我们的屋子？”

    “一定是为了游击队。”博雅说，“但愿我送白玉壶没送错。”

    “当然。”老人说，“但是我们根本不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财宝。他们看到年轻妇女了吗？”

    “他们一定要对着名单看。”

    “糟了，”老人说，“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国国旗，可以不让他们进来查看，现在他们看到了。他们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他们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绑去。竟有如此的时代！我们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财诲盗。”他引古谚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