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没等他吹完牛皮，我翻开书封底——上头明明白白印着一行“中华民国六十六年七月台初版”字样——这是如山铁证、唬谁也唬不了的：“六十六年出版的书，怎么可能写出七十一年和七十三年间发生的事呢？”

    “怎么不可能啊？什么叫不可能啊？”老大哥又一挺身躯，连脖子彷佛也抻长了：“老子欢喜蹲苦审就去蹲苦寨，不欢喜了就出来不蹲了，有啥不可能的？”老大哥单挑起一只右眉，冲我喝道：“今儿几月几？你说！”

    “七月十三。”

    老大哥又掐指算了一通，道：“那么是壬申年、丁未月、庚寅日。要是我说：到了丙子年、辛丑月、戊午日，那帮子骑着摩托车吓唬你的小混混就要散伙，你看可能不可能啊？”

    我学着他屈伸手指头的样子，勉强算出“丙子”是大约四年以后，便再也算不下去了，遂嗤道：“民国八十五年的事，谁知道？”

    “不是八十五、是八十六。阳历一月十六号，到了那一天，竹联帮孝堂那帮子小王八蛋就玩儿完了！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啊？弟弟！”

    “照你给我惹的麻烦看起来，”我兜转身，自顾往一排一排可谓森然壁立的录放机和电视墙间胡乱踅逛，一面懊声恼气地说道：“我还等不到八十六年呢——出了你这破烂工厂我就玩儿完了。”

    “不会的不会的不至于嘛！”老大哥紧紧趋步跟过来，道：“你要是还为着那年捱枪子儿的事呕气，自管打老大哥几巴掌、踹老大哥几脚丫。要说当年么——那些日子老大哥也不好过，再硬的脑袋瓜子也抗不住那么些灯架子一回又一回地砸呀！你说是罢？”

    这老小子不提，我还险些儿忘了。可不？打从捱了那一枪之后，除了在营服役期间，多年来我从不敢轻易脱下徐老三给的那件“壳子”；无论严寒酷暑，一径贴身穿靠；不知情的人总以为我老挺着个鼓凸凸的小肚子。有一次接受电视节目访问，一位知名的女主持人居然盯着我的肚子说：“听说作家都喜欢喝两杯，您一定也不例外罢？”

    然而就在这一剎那之间，我听出个破绽来，忙不迭地回嘴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捱枪子儿了？”

    老大哥似乎也猛地察觉失言，伸出鸡爪般的五指待要捂嘴，反而露了痕迹，祇得期期艾艾地挥舞着臂膀，夸张着不耐烦的神情，道：“这、这——嘻！不早告诉你了吗？这儿不是个说话的地方。”

    “你有能说话的地方，咱们这就去！”

    “嘿嘿！”老大哥蓦地一拍巴掌，随即冲我的鼻尖一指，乐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时，屏幕上的一百五十个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却不曾落地；他凝结在半空之中的最高点上，胸口迅速渗出一枚血红殷殷的“终”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