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越说声越悄，但是却狠狠撞了我一记；犹如走着走着猛里撞上一块又硬又厚的透明玻璃，砰然把脑门撞了个满天星斗，里头的零碎儿东洒西飘，眼前一片金光灿烂。我摸摸前额、眨眨眼，居然笑了起来，应声道：“的确没有。”

    “哦？”家父朝椅背里仰了仰。

    “不不！等等——”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是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到青年公园去看书。咦？不对！不是一个人；我在公共厕所里撞见一个冒失鬼；那家伙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还尿了我一裤子！”

    “如果人家不是个冒失鬼呢？”

    “哪有人故意干这种事？”

    “哪有人裤子上沾了那么脏的东西还不赶快回家换了、洗了？”

    “我在看一本书——”我辩解着，可是也就在那一刻，我依稀明白了家父的意思：公园厕所里那家伙既不是冒失鬼，也不是我的忠实读者——那是个故意窝囊我一下，好逼我赶紧回家换裤子的。

    家父径自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连连点着头，道：“所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看样子，你这条小命儿能苟活到今日，不是没有道理的。”说到这里，他摘下眼镜，另只手使劲儿搓抹了两把脸，直抹得两颊和鼻头儿赤红殷殷，两丸聚不拢的黑眼珠子不知是看着我还是我身边的房门，叹了口气道：“去把你那几本书拿进来罢。”

    “我可不想唬弄你，爸！你要是逼我烧了它们，我出了这屋门就不再进来了。”我几乎是咬牙切齿的那么个架式地说。

    “别跟我闹意气。”家父重新戴好眼镜，又沉吟了半晌，有如作了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似地说：“烧与不烧，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可你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要是还像个跌跌撞撞的小娃娃一样，成天提着条性命混来蹚去，如何是个了局？”

    我没答他的话，开了门，三步并两步冲进客厅，拎起先前搁在长茶几旁边的书袋，忽地闪出个念头来：我当然可以背起这袋书，扭开门锁，窜身出去，随便找它一个天涯海角去混一段时日。日后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迸出这个念头，未尝不与家父那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的话有关；或许在意识的深处，我正竭尽所能地抗拒着这样一句话——难道我眞地再也不能回到许久许久以前，一个人窝在缈无人踪的宿舍里，像老鼠一样读书度日了吗？难道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已完全失去了独来独往的权利了吗？难道我已经习惯了变成报社、课堂乃至文坛诸如此类非与众人接触不可的社会的一分子了吗？难道我根本是个舍不得也离不开（包括那些所谓——忠实读者在内的）陌生人群，且热切渴望同他们交流、沟通，却又不屑承认而惺惺作态的人吗？

    拎起那袋书的剎那，我把“身边随时有人”这句话作了太过偏执的引伸；然而那——带有自责况味的引伸毋宁是深具意义的——它让我得以重新温习一遍从前，重新体会一遍既非知名作家、亦非媒体宠儿时代的张大春所曾经懵懂追寻的一个状态——一个夜以继日只在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逡巡来去、顾盼自如的状态。？

    事实上我已经扭开门锁，一步正待跨出——倘若就这么扬长而去，也许我再也不会有回头面对家父的勇气，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从他那里得知为什么我“身边随时有人”，也许我再也不去报社上班、再不回学校授课、再也不发表什么狗屁文章、再也不……推演到某个难以捉摸其细节的极致，也许我便消失了。然而那一步没能跨出去——家母在身后喊了我一声。我回头瞥见她正趴伏身躯，用手掌抚按着方才打碎了玻璃杯的地面。“又要出去啊？”她说。“你在干嘛？”我叫了声，抢上前要拽她起身。

    “玻璃碴子太细，不这么试，你怎么扫也扫不干净。”家母说着，抬起一只手掌，指丘处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