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的事情必定让她很难过。”

    “她喝什么？”

    “什么？”

    “那三杯鸡尾酒，是什么？”

    他皱眉，望着对面。“我不知道，凯，喝什么会有关系？”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我想起那个酒橱，“她有没有提到遭到威胁的事情？我是说，在你面前？”

    “提过，斯巴拉辛诺也提过。我知道她不断地接到怪电话，都是相同的声音，却不是她认识的人。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还有一些怪事，我不记得细节了……已经太久了。”

    “她有没有记录下这些事情？”我问。

    “我不知道。”

    “她不知道是谁做的，也不知道原因？”

    “她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他将椅子往后倾。

    “斯巴拉辛诺，”我说，“他叫什么？”

    “罗伯特。”

    “他是否用M当简称？”

    “不。”他好奇地看着我。

    沉默持续了片刻，气氛有些凝重。

    “小心开车。”

    “晚安，凯。”他迟疑了一下说道。

    也许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一度以为他要吻我，可他走下了阶梯。我回到房内，听见他开车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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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上午，一切仍那么忙乱。开会时我们接到通知，要检验五具尸体，包括一具河里捞出的浮尸。每回听到浮尸，大家都会叫苦连天。里士满警察局又送来两具遭枪杀的尸体，我做好其中一份报告后，便赶到约翰·马歇尔法庭大厦为另一起枪杀案作证，然后又到医学院和我指导的学生吃午饭。其间，我极力想将马克的造访抛于脑后，但越想忘记就记得越清楚。他很小心，也很固执，竟然会在十年后突然来访。这不合乎他的个性。

    中午刚过，我就投降了。我拨通了马里诺的电话。

    “正想打电话给你。”我说了不到两个字，他就插嘴道，“我正要出去，你能否在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以后，到本顿的办公室和我碰面？”

    “做什么？”我甚至没说出打电话的原因。

    “我有了贝丽尔的新报告，我猜你想知道。”

    他总是不说再见就挂电话。

    到了约定时间，我来到东格利斯街，在看到的第一个投币停车位上停了下来，那里离目的地不算太远。这栋十层建筑像灯塔一样，俯视着河边来往的垃圾船、古董店和一些卖外国菜的小餐厅。人们在龟裂的人行道上走动。

    向一楼警卫亮明身份后，我搭电梯来到五楼，走廓的尽头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里士满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是这个城市的大秘密。这里一切低调，看似平淡无奇，就和那些便衣警探一样。柜台后的年轻人正靠着墙打电话，见我过来便压住话筒，投来“要我帮忙吗”的表情。我说明来意后，他请我坐下。

    这间办公室很小，很男性化。暗蓝色的皮制家具，茶几上堆着体育杂志，墙上陈列着联邦调查局历任最高长官的照片、各种奖章，还有一面刻有殉职探员名字的铜牌。门有时被推开，我看到几个戴太阳镜、穿暗色西装的高大男子经过，但没一个人看我一眼。

    本顿·韦斯利就和调查局那些人一样严肃自傲，但这么多年来，他已经贏得了我的尊敬。在官僚式面孔下，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性情中人。他神采奕奕、活力四射，连坐着的时候也是如此，深色西裤和浆过的白衬衫使他显得更精干。他戴着流行的细领带，结打得很漂亮，腰上缠着黑色枪袋，但少了一把十毫米口径手枪，在室内他几乎从不佩枪。他是个英挺的硬汉，过早变白的头发总是令我惊讶。

    “抱歉让你久等了，凯。”他微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