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树林，旧火车铁轨沿我南边的河向西延伸，渐渐消失在隧道豁口里。在那里，我才看到尸体。丹尼·韦伯上半身仰躺，下半身侧卧，手臂和腿呈不自然的角度，脑后有一大摊血。我打着手电筒慢慢查看，发现他的毛衣和牛仔裤上沾着大量泥沙和草，还有一些树叶和残渣黏在他头发里的血块上。

    “他是从斜坡上滚下来的，”我注意到他大红色运动支架的系带已经松落，尼龙搭扣上沾着碎屑，“在他躺成这个姿势前就算没死，也差不多了。”

    “没错，很明显，他在坡上遭人枪杀。”马里诺说，“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他受伤后或许试图脱身，在此过程中流血了吗？他挣扎了一段路，最后体力不济一路滚下坡。”

    “他可能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劫。”我的声音开始哽咽，“你看到他膝盖上的支架了吗？你能想象他如何努力从这条路慢慢滑下来吗？你知道拖着一条行动不便的腿该如何往前挪动吗？”

    “那个杀人不贬眼的家伙相当于捏死一条鱼缸里的鱼。”马里诺说。我没回应他，用手电筒光束照亮一路通往大街的草丛和垃圾。几滴暗红色血迹散落在历经天气和时间揉躏而呈灰白色的被踩瘪的牛奶盒上。

    “找到他的钱包了吗？”我问。

    “在他的后口袋，十一块钱和信用卡都原封不动。”马里诺说，目光游移不定。

    我拍了几张照，跪在尸体旁将他反转，想看清楚他受创的后脑。他颈部还有温度，身下的血已经凝固了。我打开医务包。

    “麻烦你过来一下，”我交给马里诺一张摊开的塑料布，“在我量他的体温时，请你拿着这个。”

    他用塑料布挡住尸体，我褪下丹尼的牛仔裤和内裤，发现里面沾满了粪便。有些人会在死亡瞬间大小便失禁，有时这也意味着当事人当时惊吓过度。

    “你觉得他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吸毒才导致这种下场？”马里诺问。

    “从没想过，”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

    “比如说，他日子过得似乎还可以？我是指，他赚多少钱？”

    “他一年的薪水是两万一，我不知道对他来说是否够用。他和家人一起住。”

    尸体温度三十五度，我把温度计放在医务包上以测量此时的气温。我挪动他的手臂和腿。除手指和眼部的小块肌肉已经开始呈死后僵直的现象，丹尼大部分身体部位尚有余温，像生前一样柔软，我俯身靠近他，还能闻到古龙水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个味道。确认他的身体全被罩在塑料布下之后，我把他翻过来检查背后是否有其他伤口，更多血汩汩渗出。

    “你什么时候接到通知的？”我问马里诺，他正缓缓走向隧道，手持手电筒在一片纠缠的藤蔓与灌木丛中搜索。

    “有个居民听到附近有枪声，七点零五分左右拨了九一一报警。十五分钟后我们就找到了你的车和他的尸体，因此两小时前我打了电话给你。检验结果如何？”

    “他几乎是冻死的。他衣服穿得不少，但长时间暴露在零下十五度的气温里还是难逃一死。我这里差不多了，麻烦你帮我把所有袋子拿上去。丹尼那位帮忙开露西车子的朋友有消息吗？”

    我手捧棕色纸袋，套着橡胶手套的手腕小心护着这些细小的物证，从这些子弹碎片和指甲里的毛发与肉屑能判断丹尼是否曾与袭击者搏斗。但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无论当时情况如何，我相信丹尼都会像过去被告知的那样做出反应。

    “可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朋友是谁，”马里诺说，“我可以派一小队人到你办公室查査看。”

    “好主意，我们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否试图与我们联系。”

    “呼叫一〇〇。”马里诺对便携式无线电通话器呼叫，我则继续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