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样子。

    “但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没有坎特伯雷先生掌舵，托比和我还能安全吗？”

    “那么，杜柏小姐有何计划？”他迷人地一问，同时提起他的公文包，就像拎起一大块面包似的毫不费劲。

    “计划？”杜柏小姐重复道，神秘地嫣然一笑。

    “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计划了，坎特伯雷先生。我让上帝来计划。他可比我在行，对不对，托比？可靠得多啰。”

    “你常谈起的邮轮旅行呢？这该是你好好犒赏自己的时候了，杜柏小姐。”

    “别闹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我已经没劲了。”

    “我还是会帮你出钱。”

    “我知道你会，上帝保佑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打电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社。事实上，我已经帮你查过了。

    有一艘‘东方发现号’一个星期之后从南安普顿启程。刚好有人取消订位。我问过了。”

    “你是想赶我走吗，坎特伯雷先生？”

    皮姆大笑起来。

    “上帝和我合力也赶不走你，杜柏小姐。”他说。

    杜柏小姐从玄关看着他走上狭窄的楼梯，赞叹着他步履的年轻活力，尽管手上还有那只沉重的公文包。他将出席高层会议。非常重量级的会议。她听着他的脚步声轻轻踏过走廊，走到面向广场的八号房，这是她租期最长的一间房，在她漫长的一生里，就属这间房出租的时间最久。她听见他打开门锁，又轻轻地关上房门，不觉松了一口气，丧友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只是部里的老同事，不是什么亲近的人。她不想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他还是多年前出现在她门前的那个完美的绅士，正找他所谓的没有电话的庇护所，虽然她厨房里就有一部完好无缺的电话。他预付六个月的租金，此后一直如此，现金，不要收据。她生日那天下午，他替她在庭院小径旁筑了一道小石墙，作为生日惊喜，技艺之精，远胜泥水匠与砖瓦匠。三月的暴风雨过后，他亲手把瓦片一片片砌上屋顶。也出人意料地从世界各地寄给她鲜花、水果、巧克力和纪念品，但从未清楚说明他在那些地方做什么。每当她有太多临时住客时，他还会帮她准备早餐；他也听她絮叨她那个不时有赚钱计划却一事无成的侄儿：最近的一个计划是在艾塞特盖一间宾果游戏馆，但他首先需要一笔资金来弥补透支。他从无信件与访客，不弹奏乐器，只收听外国的电台；除了打给本地商家，他也从不用电话。他从不对她透露自己的事，只说他住伦敦，在白厅工作，但常常出差旅行，他与城市同名，叫坎特伯雷。儿女，妻子，父母亲，女友——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杜柏小姐。

    “他现在可能是个爵爷了。”她把披肩贴近鼻子，深吸一口羊毛的气息，一面大声地对托比说。

    “说不定还是首相呢，我们一向只能从电视上听说的人物。”

    在风声飒飒间，杜柏小姐隐约听见一阵歌声。

    男人的声音，不成调，也不悦耳。起初，她以为是从院子里传来的《绿袖子》，接着她又觉得是广场传来的《耶路撒冷》，于是打算探头到窗外制止。但就在此时，她突然发觉，这是从楼上传来的坎特伯雷先生的歌声。这令她万分惊奇，原本打开房门要斥责他的，却不禁凝神倾听。歌声自动停了。杜柏小姐露出微笑。现在，他正在听我的动静，她想。不愧是我的坎特伯雷先生。

    在维也纳，三个钟头前，玛丽·皮姆，马格纳斯的妻子，站在卧室窗前，望着窗外的世界。

    窗外一片静谧，与她丈夫所选择的世界恰成对比。

    她没拉窗帘，也没开灯。她已着装准备待客，她母亲一定会这么说。她穿着蓝色的两件式毛衣站在窗前已一小时，等待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