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档案，又称行贿“黑名单”，是检察机关运用计算机对行贿犯罪信息进行分类录入、存储和管理而形成的档案。通过对行贿案件有关信息的掌握，防止一些诱发职务犯罪的因素进入权力运作场所。

    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并没能抑制我国行贿现象的蔓延。在现实中，主动行贿者却越来越多，而且在把官员送入犯罪深渊后，行贿者也往往能金蝉脱壳，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

    “宽纵行贿的反腐策略也许一时有助于惩治受贿者，但却无法根治腐败顽疾，因为行贿者的行贿意愿并不会因受贿者的落马而降低。”李成言认为，“严惩受贿却又宽纵行贿，这样的反腐与开着水龙头拖地毫无两样。应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通过遏制行贿犯罪来遏制贿赂犯罪。”

    “我国现行刑法对行贿犯罪处罚过轻，这跟刑法修订时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杜立元建议，“目前经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应随之调整，或作出补充规定，使之更趋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比如行贿犯罪无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都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并不影响其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侵犯。因此，行贿犯罪的构成没有必要对行贿的目的性加以限制。此外，对于主动行贿与索贿后行贿也应当区别对待，应根据情节对犯罪构成的行贿数额以及刑罚作出不同规定，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执行。”

    同时，杜立元还建议，我国现行刑法将贿赂的范围限定为“财物”，在当前严峻且复杂的行贿犯罪新形势下，非“财物”的贿赂层出不穷，而且社会危害极大。因此，应当扩大此规定范围，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行贿犯罪。

    在采访中，齐善鸿认为，行贿人举报受贿者属于“污点证人”，应进行有限度的豁免，但豁免也应有个度和分寸的把握，不能变成放纵。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对行贿的规定比我国刑法严格，并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限制。

    据专家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与行贿同等处罚，即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作相同的评价。在国外的立法中，不少是受贿与行贿同等处罚。比如美国、菲律宾、阿根廷、西班牙、新西兰等。《西班牙刑法典》第423条规定：“任何人以赠品、礼品、承诺或者应答等方式腐化或试图腐化当局或者公务员者，除不给予停职处分外，与受贿公务员者的处罚相同。”

    “可通过刑事处罚、经济制裁等手段进行综合打击行贿犯罪。”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对记者说，“应在刑事上加重对行贿者的处罚，同时加大对其经济制裁，增加行贿的风险和成本，从而给准备行贿的人以巨大的心理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