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经历或让人折服的水平和能力，在很年轻时就官运亨通，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朝中有人”，要么是存在钱权交易。

    “在我国，领导子女做官的概率仍远高于其他阶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认为，“社会中仍存在官本位、家族制这两种从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传统，易让干部选拔升迁蒙上特权阴影。”

    “现实中确有权贵子弟未经基层历练，却能凭借关系得以升迁。”汪玉凯说，“这导致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由此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再加之买官卖官现象的存在，导致公众对年轻干部升迁产生猜想。”

    “如果竞争环境公平合理，我不会在意他人的家庭背景。”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公务员向记者坦言，“法律没有规定领导的子女、秘书、亲戚朋友就不能做官，只要凭本事，我认为无可非议。”

    他的观点在受访者中颇具代表性。公众质疑年轻干部的升迁，本质是对公权力“内部福利化”的焦虑，更是担忧“年轻化”成为某些人“洗官”的通行证。

    疏导“草根精英”上升通道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如果权力没有得到硬性制度的约束，“草根精英”上升的通道会被制度以外的因素非正常阻塞，这样，不但会使政府公信力丧失，更会导致各个社会阶层对政权的信任危机，严重的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有些地方的干部选拔，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由于权力潜规则的渗透，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正常提升，而一些人靠制度外的条件得到了不规范提升。”胡仙芝认为，“靠关系、背景、裙带及金钱，这些与平民阶层相距甚远。这样平民中的一些实力精英就得不到合适的上升流动和空间。其后果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会更艰难，对没有背景的公务员也会产生阻止效应，易激起社会的仇官心理。”

    “在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拥有特权者占有最多的资源。”张鸣认为，“有些人职务升到一定级别后，本身就具有影响其他干部进入和选拔的能力，易让自己的子女、秘书、亲戚朋友等‘圈内人’，在自己退休前尽可能快地升到一定级别。”

    记者调查发现，权贵挤占“草根精英”上升空间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当地权贵子弟往往能通过各种关系，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

    “平等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中央党校政法部林教授认为，“相比之下，我国公务领域裙带关系现象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从法律意义来讲，这不仅与现代宪法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种背离。”

    据了解，近年来有些地方或部门很重视从基层选拔人才，并注意从“草根”中间遴选领导干部。如2010年四川省干部选拔重点面向乡镇党委书记、灾后恢复重建一线、非定向预推出的后备人选以及优秀回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干部中定向公选一批县、乡两级领导干部。

    从2010年3月底起，广西实施“广西公开选拔、选聘干部千人计划”，总人数达到1112名，其中包括面向基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城区、街道党建工作组织员等。

    “政府对人才的吸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是对民意的吸纳。”胡仙芝说，“从基层吸纳精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所必须做到的，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凝聚民心、表达民意、信服民众，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稳定，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

    缓解“公正焦虑症”的路径

    “如何选人、用人、管人，已成为我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汪玉凯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