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执法“经济化”或“产业化”，就意味着服务于公共福祉的公权发生了蜕变。

    湖南省郴州市市民李国宾因不满市交通队的“超速罚款”行政处罚决定，将之告上法庭。2007年5月15日，这起因罚款500元引起的“小官司”告一段落。

    经过审理，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当庭判决李国宾胜诉，撤销郴州市交通队对李国宾的处罚决定。

    据了解，在郴州境内一段不到25公里的高等级公路上，交通执法部门设立的限速标志牌和雷达测速牌达40块之多，有的地段甚至限速20公里。由于限速过低，有成千上万的司机在这条路段上吃过罚单。甚至发生过同一辆车在1个小时内受到3个交警大队超速罚款的情况。

    记者调查发现，像这样以执法名义进行罚款、收费过多过滥的现象，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存在。有些群众将其形象地称为“执法产业”。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所谓的“执法产业”严重侵蚀法治社会之基，国家应该在建构制度层面的权力监督机制、改变执法者的执法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加健全的财政秩序来遏制这类“执法产业”的泛滥。

    荒唐的“执法罚款比赛”

    2006年2月，吉林省公主岭市公安局施行绩效考评制。该局规定：把罚款的10%作为奖金返还给个人，20%返还给执行罚款的基层单位；将罚款数额与绩效考评挂钩，实行末位淘汰。

    这种以高额奖励加末位淘汰的制度，在民警中引发了一场执法罚款比赛。2006年，公主岭市公安局罚款收入高达1600多万元，仅交警罚款就有1100多万元。财政部门将罚没收入全额返还，局里在其中拿出110多万元作为罚款奖金下发，50多名一线交警人均2万元，罚款最多者拿到了5万多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执法来增加单位和个人‘收入’，其本质是将公权沦为部门和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执法人员代表着国家和政府来行使执法权，如果执法‘经济化’或‘产业化’，就意味着服务于公共福祉的公权发生了蜕变。”

    近年来，以执法名义“创收”的现象不胜枚举。如江西某县工商局公平交易局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公开叫价，向化肥生产和销售企业收取所谓的“市场服务费”“市场咨询费”等，为劣质化肥进入市场大开绿灯，并承诺“免检”，成了劣质化肥的“保护伞”；陕西某县工商局多次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处，以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强行对入境的货车进行拦截罚款，数额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而且不出具任何凭证。

    执法“产业化”的体制根源

    所谓的执法产业为何屡禁不止呢？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除法律执行不力外，最主要是执法与利益相挂钩所导致。

    “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是执法产业的主要根源。”李成言一针见血地指出，“预算外资金是我国一个独特的财政现象，这块政府预算之外存在的各种收费、罚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迅猛增长。比如仅国家预算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项，就从1978年的63.41亿元猛增到2003年的3335.74亿元，25年内涨了51.6倍。”

    事实上，我国预算外资金与国家预算收入，多年来一直保持“并驾齐驱”的态势。那么，预算外资金究竟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介绍，预算外资金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各级政府部门名目繁多的收费，2006年约有1万亿元；二是社保基金，全国约有8000亿到9000亿元；三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大约有1万亿元；四是国有资产的红利及国有企业的利润，约1万亿元。

    这四项相加，2006年全国预算外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