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行比较的时候，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媒体和公众更多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明显存在着一种担忧，担心日本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日本人除了用汽车和电器占领美国市场以外，还买下了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和圆石滩球场，这给美国的全球地位敲响了警钟。日本公司看上去比美国公司效率更高，更有市场竞争力，日本银行的资本也比美国银行更雄厚，挤占了美国竞争者的市场。但后来，日本经济迅速下滑，其速度几乎就像当初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样迅速。飞涨的房价和大量不良贷款压垮了日本的银行，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政府没能迅速作出反应，这使得日本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的境地，增长停滞，通货紧缩，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以及21世纪前几年里一直如此。

    2003年秋天，我在为一只投资基金的发行做准备。这只基金主要关注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中美两国的公司。在工作期间，我同一些潜在的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列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中国蕴藏着一系列独特的发展机遇。而他们总是会提起曾经的日本。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会与日本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有一种消费文化，而日本没有。

    这并不是说日本消费者没有消费欲望。他们当然有，并且每一个到东京的游客都会惊叹于日本的高档商场、豪华商品以及新兴的游戏文化、动漫文化和创意商品。然而，充满活力的消费文化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你可以通过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投机——来区别消费文化的层次。日本是一个保守的社会，百姓大多喜欢存钱而不喜欢投资。名牌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这是因为它们迎合了日本社会的保守文化和对等级制度的推崇，品牌之所以对日本人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最好”。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近年来达到了近50%，但这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消费的东西。即使是现在，中国人可支配收入的投资途径也很少，中国的债券市场不是很发达，股票市场被视为赌一把的地方。

    世界上可以与美国“赌博避风港”的地位相匹敌的国家就是中国。不错，摩纳哥也可以算一个，或者还有巴哈马群岛，但是这些小国是没有办法同人口众多的中国和美国相比的。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博彩业还仅仅局限在澳门，那里离香港很近，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以博彩业闻名，很多人挤在赌场里进行各式各样的骰子和纸牌赌博，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烟味。这很像拉斯韦加斯和大西洋城赌场早前的样子。多年以来，为了吸引赌徒和投机分子的光顾，拉斯韦加斯那些最著名的赌场会免费提供别墅住宿和私人飞机接送，而现在，美国的赌场已经有了在澳门设场的想法。

    消息一出，在澳门新建酒店和赌场的竞争就疯狂展开了。史蒂夫·温和谢尔登·阿德尔森都想成为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人。史蒂夫·温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负责拉斯韦加斯赌场的转型，而阿德尔森则来自拉斯韦加斯金沙公司。他们两人的赌场不相上下，并且都面临着史蒂夫·温的老东家美高梅集团的竞争。美高梅集团与当地的亿万富翁何鸿燊合作，在打开中国大陆市场方面具有优势。它们的销售人员在上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关系很深，并且它们的赌场对香港的富人一直很有吸引力。而作为新来者，史蒂夫·温和阿德尔森的赌场也有优势，它们吸引着那些对美国赌场慕名已久的富人。竞争越激烈，赌场也就越多。2006年，澳门超过拉斯韦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赌城，博彩业年收入近70亿美元。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澳门和拉斯韦加斯的赌市都出现了衰退，但澳门的情况要好些。

    虽然用赌博来衡量消费是不科学的，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