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却不稳定。改革、开放和稳定同时发生的几率是千分之一以上。全面繁荣的唐代“贞观之治”（公元627～649年），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对外开放、文化繁荣的太平盛世，可惜昙花一现，只有23年。所以，单纯从概率统计上算，当今中国的局面是千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是千年等一回。

    改革、开放和稳定这三个必须同时满足的基本条件背后有很深刻的经济道理。没有稳定，就没有投资信心，经济衰退，税基减少，开支增大，国家财政困难，必然压缩公共开支，教育经费首先会被缩减，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人均教育年限低于1年，基本上是个文盲国家的原因。同时，没有稳定，中国经济会陷入低储蓄率的困境。人们以为中国人天生爱储蓄，储蓄率在30%以上是天经地义的，可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尊重老人，爱护孩子，家里存点儿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我在剑桥大学经济系马歇尔图书馆里看到费正清教授对中国近代的储蓄率估计，只有10%左右！当时很是震惊，感到稳定太重要了。教育投入减少和低储蓄率不光是中国近代历届政府的政策失误，也是国家不稳定的必然经济后果。

    没有开放，就没办法参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世界上爆发的生产力革命就会毫无准备，结果在某一个通用的技术范式内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1433年，在郑和第7次下西洋之后的长期海禁使中国对岛国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概不知。1820年，英国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财富积累速度是农业经济无法想象的，在短短20年内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征服了世界。对生产力革命的无知是比“鸵鸟政策”还致命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界制造业出现转移机会，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出口为导向，凭借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国际制造业分工，创造了“东亚奇迹”，而中国对外贸易额小得可怜，不知道从何处切入国际贸易体系。1971年，信息革命在美国悄然爆发，中国仍基本上国门紧锁，对此毫不知情。1978年5月28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时讲：“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60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么这十多年则拉得很大。”

    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生产力革命的影响是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平移，这要求经济体制不光有配置效率，还要有适应性效率，要能随时进行调整，创造有效供给。在生产力革命发生时，企业的赢利模式也是难以预料的，企业寿命越来越短。没有改革，经济体制会逐渐僵化，赢利模式就会过时，抓不住新增长的机遇，就会最终陷入停滞。

    1997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剑桥大学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研讨会”。当时，国外对香港未来有很多担心。我说，有一个改革、开放和稳定的祖国，就一定有一个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后来，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这段发言。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大陆经济会长期快速增长，7年翻一番，拉动香港经济增长是不成问题的，更不用说大陆和香港积极的互动和合作。香港回归12年来，在祖国的强大经济支撑下，香港经济经历了痛苦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战胜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并将最终顺利渡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难关，超越“东亚奇迹”，继续演绎“香江传奇”。

    李鸿章感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谓超越他所处时代的振聋发聩之音。1901年11月7日，他在京郊贤良寺去世时，老泪纵横，眼睛始终不闭，“双目犹炯炯不瞑”。只有当听到“公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才“目乃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