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被处决的人不是由军官指认，而是由士兵自己抽签，抽中的人就去做替死鬼。副营长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特别是对一个20岁、步兵98团的机枪手军官、名叫夏普朗的少尉的事他没有保持沉默：1914年10月，在洛杰斯树林中，他遭到德国人的袭击。德国人包围了他、四名士兵和两挺机关枪，他受了伤。敌人活捉了他们，他在铁丝网中被关了两天。当担架兵将他抬回后，他被送到上校面前。上校把他移交给军事委员会，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敌人捉过。夏普朗躺在担架上听了对他的最后判决：死刑。还不是普通的死刑：人们把他捆绑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垂直地竖起来，向他射了十二发子弹。

    这些事实给士兵的打击太大，人们十分气馁，整个军队士气低落。与其他人一样，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没有无动于衷，一件件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德朗在给弗拉芒克的信中写道：

    白白地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好像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发了那么多的命令，做了那么多的计划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人拥有无限的权利，将他人如同永不损坏、永不疲倦的工具一样支配和使用，永无休止地要求他们作最艰苦的努力。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可真是令人恐惧。

    ［摘自1917年3月1日安德烈·德朗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件］

    进入贝里-奥巴克阵地战之前，阿波利奈尔请了两天假。返回部队时，他十分失望：战时的巴黎是那么温馨得让人恋恋不舍！马克斯·雅各布的风凉话更加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说据估计，这场战争将要持续三十年。这肯定是过于夸张了，但纪尧姆也不认为它能够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结束。

    惟一的好消息——很长时间以来最好的消息，是几天前他收到的一封官方来信。信纸抬头印有司法部民事局大字的这封信，授予了名叫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别名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他法国国籍。啊！终于到手了！

    阿波利奈尔将这封信珍藏在他的衣袋中，与一期《法国信使》放在一起。他用手摸摸那本杂志，拿出来，把它打开，展放在面前。这份杂志和这封信似乎就是他的护身符。周围的轰炸仍然在继续，但除了防卫之外，别无他法。

    1916年3月17日下午4点钟。

    他专心致志地读着那本杂志，翻了几页。突然，惊雷般的爆炸声在距离他四十来米处传出的同时，他的右太阳穴部位的头盔被什么东西轻微地撞击了一下。阿波利奈尔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头盔上有个窟窿，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面颊往下淌：是血。

    他喊人来。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阳穴内进入了炸弹的碎片。246团的医师为他包扎好头。人们拿来他的小行李箱，让他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他被塞进一辆急救车送往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右太阳穴取出几块弹片。3月18日，他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说：我受的伤不严重，只是感到很累。

    22日，医生为他拍了张片子。他感觉痛苦难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伤势，也未耽误他给玛德莱娜、伊芙·布朗克和马克斯·雅各布写信。

    25日，他必须从医院向后方撤退，但他高烧不退，直到28日仍然无法起床。29日，他到了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的朋友们都赶来探望他，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表面上看起来他的伤没有恶化，伤口也愈合了。

    然而，阿波利奈尔一直抱怨头疼和头晕。医生们说他过度疲劳，需要充分休息。但他的左臂越来越沉重。4月9日，当时在意大利大使馆当护士的塞尔日·费拉特将他转到位于巴黎塞纳河边盖道尔塞的意大利政府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波利奈尔身体的瘫痪在日趋严重，而且经常昏迷。5月9日，阿波利奈尔在莫里埃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