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技术人才的精华。它的各级负责人，都是技术专家、知识分子，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为中国的工业开发出过力，但是国民党的腐败，使以孙越崎为首的资委会领导人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能再跟随下去，只有投向共产党一条出路。此时，地下党通过关系，向资委会正副委员长孙越崎、吴兆洪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不要南迁。孙越崎等正在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得知地下党有此意见，特别高兴。1949年1月初，蒋介石曾经下令孙越崎，将从美国进口的南京无线电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电灯泡厂和马鞍山工具机厂的设备拆迁台湾。马鞍山厂的设备已经拆下装上轮船，停在长江上，准备等其余4个厂的设备一起运往台湾。听到地下党的意见，孙越崎决定让马鞍山厂的设备运到上海，不去台湾了；已经拆下的其余4个厂的设备即日搬回原处，复工生产。1月底、2月初，资委会本部和几个总管理机构的主要干部和技术人员，由吴兆洪率领，分批到达上海，随带印信、重要档案、资金、帐册、总电台等，实际上把它们搬到了上海等待解放。孙、吴等人还派代表要求会晤地下党负责人。当时，汤恩伯严令资委会疏运物资。地下党负责人在同孙、吴的代表会晤时指出，共产党不作强人所难的事，汤恩伯既然看重物资，那我们能留则留，不能留就让他运走些；人第一，物第二，保全人是最要紧的，以后按你们的步骤进行，注意安全。孙、吴等人得到党的支持，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多次抗拒了国民党军、政、特几个系统催逼他们撤退物资、人员赴台的压力。孙越崎在南京、广州作掩护，吴兆洪在上海主持，动用该会历年积累起来的400万美元接济全国厂矿企业所需生产和应变资金，不仅保全了大批工业企业、70余座存满各种物资的仓库和10万吨原油，还从台湾运来1．6万吨食糖。资源委员会众多机构和30多万人员，终于留在了大陆，迎接解放。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余公里长的战线上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的巢穴南京，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就在南京解放的当天，离开他居住的溪口，匆匆赶往他的发家之地上海。

    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的当天，就紧急召见了一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长毛人凤、内政部长谷正纲、上海市代理市长陈良。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上海之行，是为了给在上海的部下打气。蒋介石还在幻想，如同抗日战争初起时那样，仅仅在北方有战事，英美等国无动于衷，一旦上海也有战事，这些国家就不会袖手旁观了。他寄希望于上海的战事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叫嚷：”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4月28日，蒋介石还亲巡上海市区，为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鼓气，“稳定社会心理”。同一天，上海各家报纸发表注明“溪口27日电”的《蒋总裁告全国同胞书》。在这篇文告中，蒋介石大言不惭：“11年前南京的撤守，正是我们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的撤守，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实际上，蒋介石自己也明白，今非昔比，想在上海扭转乾坤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无非是催促已经在进行的抢运物资去台湾一事加紧再加紧。

    从1948年12月1日起，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将黄金白银运往台湾，2月10日，他想起中央信托局有一箱价值一二百万美元的珠宝，马上就派蒋经国到上海去提取这只箱子。可是李宗仁察觉了抢运黄金的阴谋，为了自己的政权能维持下去，下令中央信托局不准移动这些珠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