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都有具体的调查任务，并指定了专人综合整理。这些调查包括各个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设备、资财，单位里的政治情况，国民党员、特务的名单等政治、经济、组织各方面的内容。通常情况下，这些情报一式几份，一份留支部，准备一解放就交给前来接管的解放军；一份逐级上交，由地下党市委汇集后送交解放区。后面提到的丹阳集训时接管干部用来熟悉上海情况的材料，很大一部分资料就是来源于这些情报。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也是捷报频传。《申报》1949年2月17日关于江湾军械库起火爆炸的报道1月30日，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李筠等5人夺取C47运输机起义，由上海飞往济南。2月3日，张雨农等4人驾B24重型轰炸机起义，由上海飞往解放区。2月19日，徐骏英等4人驾驶C46运输机起义，由上海飞往济南，3月7日，王玉柯、刘继广、禹庆云等驾驶蚊式战斗机起义，由上海飞往石家庄。4月9日，沈济世等7人驾驶C46运输机起义，由上海飞往济南。几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空军人员一共驾驶了20余架飞机起义。

    2月16日，中共地下党通过国民党军工署驻沪第五军火库工兵组长赵聚能，将江湾军火库炸毁。爆炸声震动的，岂只是这一方土地。

    不久，一起更大的震动爆发了。2月25日凌晨，国民党海军排水量最大、航速最快、火力最强的巡洋舰重庆号，在吴淞口起义，开往解放区烟台。重庆号是抗战胜利后，英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1948年底，舰上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下级军官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暗中联络官兵40余人组成了起义的中坚力量。他们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终于同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的人员取得了联系，根据党的指示起草了一个行动计划。1949年初，国民党把许多国库物资运到舰上，所有起义人员都意识到随时有奉命开往台湾的可能，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原定是2月26日发动，一部分人等不及了，在24日深夜就开始了行动：除了舰长邓兆祥，所有没有参预起义筹备的军官都被关押在后甲板的舱室里，而邓兆祥则在起义军官和士兵的动员下，最终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指挥重庆号驶出了吴淞口，于26日到达烟台，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4月间，上海及附近地区还发生了两起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一起是原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兼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第一总队长贾亦斌在地下党指挥下，率部4000人在嘉兴起义。虽然起义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未能达到预定目的地，由于贾亦斌在一般人眼中，本来是蒋经国的亲信，预备总队也被看作是“太子军”，它在国民党内部造成的影响至为深重。

    另一起起义成功了。4月初，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命令在上海的伞兵总队第三团于4月13日移驻福州。该团是蒋介石的嫡系，全副美式装备，但是团长刘农竣早在1948年底已被地下党策反，原本准备在解放军进攻上海时起义，这次接到命令，马上与地下党方面取得联系。4月15日，该团2500人乘坐的载重3000吨的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在刘农竣率领下，连同随舰装载的100多门火炮等军械，没有南下福州，却按照与策反委员会联络人商定的计划，安全抵达解放区内的连云港。

    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出过不少力。上海解放后不久，他从国外回到祖国，参加了新政协。

    除了军队，地下党的策反工作也做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身上。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负责工矿事业建设和管理的机构，1949年时管辖全国国营的各行业121家总公司和事业机构，下属近千个生产企业，拥有技术和管理人员3．2万余人，技术工人22万余人。可以说，它集中了旧中国的工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