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橘子糖的甜蜜与苦涩

    在1972年的寒冬，北风如刀，切割着每一寸裸露在外的肌肤，仿佛连空气都凝固成了冰。我，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女孩，穿着单薄的棉袄，蹲在筒子楼阴暗潮湿的公共水池边，用那双冻得通红、几乎失去知觉的小手，机械地搓洗着一家人的衣物。铁皮饭盒的锈边不经意间划破了我的手指，鲜血渗出，与池水中的泡沫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抹刺眼的红，就像冬日里难得一见的晚霞，却带着几分凄凉。

    就在这时，一双布满煤灰的大手突然从背后捂住了我的眼睛，那熟悉的气息让我瞬间安心——是父亲，陈国栋。他呢大衣上带着铁道边特有的霜气，混杂着淡淡的机油味，呛得我打了个喷嚏，却也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猜猜这回带了啥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温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缓缓移开手掌，一块橙黄色的水果糖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玻璃纸在夕阳的余晖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仿佛封存了一个橘子味的宇宙，让我暂时忘却了周围的寒冷与困苦。

    我屏住呼吸，生怕一口气就会吹散这易碎的梦。我注意到父亲的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刮伤，那是他在钻火车底检修时不小心被铁皮划伤的。去年冬天，他还特意给我看《铁路工人安全手册》，那本手册上的安全生产四个字，此刻却显得格外醒目，因为我知道，父亲总是把自己安全放在最后，把工作放在首位。

    阿尔巴尼亚同志给的。父亲把糖塞进我手里，玻璃纸发出细微的声响，如同蚕啃食桑叶，但我得内心却无比的开心。就在这时，母亲提着装满白菜的网兜出现了，她的辫梢红头绳在风中散开，如同两簇跳动的火焰，却照不亮她眼中的阴霾。我母亲，李玉兰，她曾是铁路文工团的台柱子，1965年在郑州铁路文化宫演出时，因舞台机械故障坠落，被台下检修轨道的父亲徒手接住。那条红绸带，后来被父亲检修时一直带在身上。

    三斤粮票换块糖陈国栋你疯了！母亲的吼声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不解，那颗糖从我的指间被夺走，玻璃纸边缘割破了她的虎口，血珠滚落在糖纸上，洇出一朵半透明的红梅，像是冬日里唯一的色彩。

    当母亲夺走橘子糖时，三楼突然传来搪瓷缸摔碎的脆响，那是赵师傅又在醉酒唱《智取威虎山》，他瘸腿撞击楼梯扶手的咚咚声，像蒸汽机车残喘的余震，回荡在筒子楼里。这个总爱披着褪色铁路制服的老头，曾神秘兮兮地让我看他左小腿——皮肤下埋着半截道钉，那是1962年保加利亚国际列车脱轨时，父亲用检修锤为他截肢留下的印记，也是他们兄弟情谊的见证。

    甜蜜与隐忧

    夜晚，筒子楼里安静了，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蜷缩在嘎吱作响的木板床上，耳边传来父母压低声音的争吵。母亲拆毛线的声音和父亲每隔几分钟就会爆发一阵剧烈的咳嗽，震得墙上糊的旧报纸簌簌发抖，仿佛也在为这个家的命运颤抖。

    煤油灯将母亲的影子投在糊墙的《人民日报》上，恍惚间与1965年文化宫海报重叠。那时她穿着水红绸衣在舞台旋转，铁路文工团的追光下，绸带缠住道具红星不慎坠落，那一刻的辉煌如同流星划过夜空，短暂而耀眼。报纸堆里突然伸出父亲沾满油污的手，接住她的瞬间，安全绳在梁上绷出《东方红》的旋律，那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也是生活的转折点。后来那条救命的绸带，被父亲编成检修工具包系带，此刻正在五斗橱里与粮票夹纠缠，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我悄悄掀开布帘的一角，看见母亲正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背对着我补那只露指头的羊皮手套。紫红色毛线从破洞里钻出来，在惨白的光晕里像一道流血的伤口，也像我们这个家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命运。缝纫机旁，那颗被夺走的玻璃纸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