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师长这个命令！我带了全城警察，由西路冲出外围，若是遇到援军，我一定把城里情形告诉他们。师长的时间是宝贵的，我不耽误师长的时间了。”

    余程万也站起来问道：“你决定走了吗？”

    “我决定走了！”戴九峰像表示决心似的回答。

    余程万便伸出手来，紧紧的和他握着，点头道：“那很好，假如你把援军迎接来了，最大的光荣，还是属于你的。你可由大西门出去，我打电话通知那方面的部队掩护你和何局长带的警察。”他的口里说着话，两双手不放松地紧紧握着摇撼，直到把话说完，两双手才分开。

    戴县长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才转身出去，不知是出于悲壮还是出于感情的留恋，他的眼里早已饱含了泪水，若不是因为慑于师指挥所里的威严肃穆气氛，他的眼泪就会泉涌似的滚落下来。处在战争环境中的生死线上，人的感情上似乎再没有必要设封锁线，像随时迸发的鲜血那么容易流露。

    渡船缓缓向江南岸驶去，由于担心划水搅起的声音会惊动对岸的敌人哨兵，所以县警察局的何局长特别嘱咐各条船都不准使用桨橹，船只仅是凭借西北风的风势，向前面溪流漂去。

    随戴县长突围的共有300余人，除警员外，还有县政府的部分行政人员，以及一些领有任务而当时撤退时未来得及完成的公务人员，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央社沅陵分社战地特派员兼记者文杰先生。这位当年新闻界叱咤风云的知名记者，是主动提出要尽快离开包围圈的，他倒不是为了保全性命，要是怕死的话，他就不会在大疏散时留下来，他是为了安全地把一大批亲自采写的战场新闻稿送出去，这些稿子记录了国军部队在常德抗击敌寇的感人事迹，极有价值，如果毁在城里的战火中，那就比牺牲他一条性命损失还大。

    50年后，我在常德这座美丽、幽静，可以说还是属于比较闭塞的小城里，见到了文杰先生。我提出一个要求，想看看他年轻时的照片，可是他说全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里抄光了。一张都没有吗？我问。确实一张都没有了。文杰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因为没有照片，所以我无法想象和形容他当年的那份洒脱和英俊。眼前的他，实在看不出他曾经是个“无冕皇帝”，是个文化人。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平和、和蔼的普通市民，一个辛劳了一辈子的工匠之类的人物。

    极其可悲的是，文杰先生用生命保护的那批稿子，他认为不仅极富价值，甚至将会流芳百世的那一页页稿纸所含藏的情节和故事，不仅没有满足他的愿望，相反在肃反时却牵连着他差点丢了性命。我问他还能不能记得一些稿子的内容，哪怕是一点余程万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也好，哪怕是守城战的一段残片和一些朦胧印象也好，可老人沉默了许久，看得出他在搜寻记忆，已到达了一种痛苦的程度，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我见过有些人在皮肤上刺了字，后来迫于种种原因，又用刀刮去的场面，我想文杰先生肯定是用刀刮去了心上的那些永恒的记忆。

    虽然文杰先生在有生之年再也无法清楚地回忆常德会战这一历史事件了，但我却知道他在该战中至少亲历的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跟随戴九峰突围，过了江后即遇到了日军，差点被打死，只身脱离了火线，跑到沅陵的新闻社述职，大获嘉奖。

    再一件就是傅仲芳奉旨扣住余程万，将他押往重庆候审，是文杰跑回常德，联合了戴九峰、常德工商会会长姚吉阶、常德地方专员黄维国、地方绅士李子新等知名人士百余人，由他本人拟稿，草就了上诉请愿书，通过常德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杨少炯递到了蒋介石的案前，因而换来了国民党中央最高层对常德会战，对余程万将军的重新评估。

    1949年文杰先生在昆明，有人劝他赶紧跑到台湾去，他说国民党几百万扛枪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