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这种残杀欲的最好场所。

    “每一个战争期的士兵都希望多杀人。如果平民在战争中站立到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也会毫无疑问地被他们所杀，这样，才可能从肉体上永远消灭敌对势力。”

    莫尔的分析不无道理，从人性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种恶的心理动源，来驱使战争中的非常态行为。

    但笔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凶残，除人性根源之外，还不能排除一种民族之间的仇恨。最起码在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是充满了敌视情绪的。

    “箭已离弦，射向残暴无道的恶魔中国。

    “中国领土的保全全仗日本20余年的努力。对此恩情如何报答？得到的回答却是：日本从满蒙滚出去！杀死日本人！捣毁日本铁路！最后竟敢以暴力残杀中村大尉，炸坏铁路。这就是中国的真面目。

    “被践踏，被殴打，被侮辱，终于为自卫而起，这就是日本军队此次的行动。此举若半途而废，接踵而来的只能是比以前更甚的侮辱。如此自卫手段，有何违反国际法规？”

    这是昭和6年9月27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帝国在乡军人会东京府市联合会发表的《我等之主张》，内中充满了对中国的藐视和居高临下的凌辱态度。

    甚至，日本的小学生都在强烈地敌视中国：

    “中国不遵守与日本签订的协定，还欺侮住在奉天一带的日本人，马贼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听到满洲事变爆发，我想现在正是出动全部日本军队打败欺侮日本人的中国军的时候了。发生了满洲事变的事，我已经从妈妈和老师那里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没做坏事的中村大尉？为什么要破坏铁路？想到这儿心里真难受，又愤恨极了。有时夜里做这样的梦醒来再睡不着觉。大家准备慰问袋，送到前线去慰问士兵，日本人的这种诚恳的心意表现得明明白白。”(1931年10月16日《满洲日报》)。

    1937年8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冀东植棉技术员安田正子控诉中国军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空前的残暴，啊，不幸的通州，遇难妇女泣血说明逃出经过》：

    “难忘的7月29日凌晨3点，在零星的枪声中听见有人敲门，我感到有些奇怪！但认为也许又是有人来要求，……门外，听见仆人在黑暗中同别人搭话，我正在感到不高兴时，突然传来隔扇和拉窗被踹倒的声音，十几个叛兵闯了进来。我和滨口先生的左右茂子抱在一起藏到床底下，这时我丈夫跑进来。危急中我正在暗自庆幸时，一发子弹飞来正中他头部，他在我眼前流着鲜血倒下了。血把我和茂子的全身都染红了。我们两个人在血泊中吓得快要昏了过去，如果被他们发现就不得了，我们一直躺着装死。茂子的妹妹奋勇反抗，用手提包打他们，被他们用大刀残酷地杀死了。……不久，房东跑来告诉我们日本军队来了。这时，我们的心情像登上天堂一样，这才知道我们还活着。”

    当时这篇文章，犹如火中喷油，更加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

    纯朴的日本农村少女对于“膺惩暴决的中国军战争”深信不疑，在她的眼里，中国人全是该杀的恶魔，所以，农村即将投入农忙期的女子们，随着政府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断深入，作为国民的一员，满怀激情地要为国效劳支援前方。由于男人参军，为了在劳动力不足的农村百分之百地利用妇女劳动力，普遍成立了临时托儿所，以便让婴儿离开母亲。《信浓每日报》的家庭版上，特设“后方女兵”专栏，登载女子青年团“义务活动”情况：

    大町女子青年团，为支前筹集资金，日前举办名画展览，所得100日元作以后的活动经费。20日访问了松本卫戍医院，向伤病士兵赠送了苹果以示慰问。

    北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