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军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华，国民党部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主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在此同时，共产党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场几乎毫不留情大败国民党的短暂内战之后，共产党于1949年全面接收中国，帝制王朝结束之后40年的统一中断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除了逃到他处的国民党残余是例外——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正统的真正继承人。在众人眼里，它也被如此看待。因为凭着多年实践马列党纲的经验，共产党的统治足以通令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格体系，从中央开始，一直到庞大国土最偏远的乡野——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一个像样的帝国就该如此。组织纪律，而非教条学说，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大赠礼。

    然而，共产党中国绝非只是旧有帝国的复兴。当然，中国历史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时光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请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共产党国家，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中，引用16世纪某官员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50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作此预言：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

    刚开始的头几年里，这似乎也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赏赐。农民的粮食生产，在1949－1956年间，增产了七成之多（C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太多干扰之故吧。到中国开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然难免引起一阵相当恐慌，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共军队竟然能先挫其势，后又能拒其于雷池之外，这份力量实在不容小觑。而工业与教育的发展计划，从5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从1956年起，中共与苏联的交情迅速恶化，1960年两大共产党政权终告决裂，于是莫斯科尽撤其重要的科技与各项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磨难并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罢了。他们受难的十字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5－1957年间农村的高速集体化；二是1958年的工业“大跃进”运动，接着有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恐怕也是20世纪史上人类最大的一场饥荒；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随着毛在1976年去世才告结束。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毛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党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的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白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自己，就是其中最佳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与俄共不同，它们与马克思及马克思的思想，等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一点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ory of t C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