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瓜分，受到它们剥削利用；因此中国人这种深恶痛绝的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便已经掀起过数次带有传统意识色彩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如1900年的义和团。而共产党的抗日，无疑是共产党翻身的关键时刻，使它由一个被看作是业已溃败的社会乱源（即这个党30年代所处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和代表。共产党同时呼吁对中国的穷苦百姓进行社会解放，自然使得它对国家民族进行解放复兴的政治目标，在以农村为主的大众眼里更为可信。

    因此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比它的对手占有优势。1911年帝国覆灭后的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早期的）国民党，打算在这满地残破上重建一个强大单一的共和新中国，一时之间，两党的短期目标似无不同之处。双方的政治基础，都在南方中国较先进的几处大城市（共和国便定都其中之一）；双方的领导阶层，也都由颇为类似的知识精英组成——不过一方较亲企业，另一方则贴近农工大众——比方说，两边都拥有同样比例的传统地主与士绅阶级出身的男子，即帝国中华的精英分子，不过共产党内，西式教育程度较高者似乎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双方发起运动之始，也都出于本世纪初年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并经过“五四运动”（1919年北京学生教师发起的一场民族思想浪潮）愈发强化。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爱国者、民主人士，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苏维埃俄罗斯的教导及支持——当时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发现布尔什维克式的一党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他完成任务。事实上，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要大党，多半是通过这个与苏联携手的路线之故。中共不但由此加入正式的国家运动，到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更加入共和国，将其势力延展至北方中国的北伐大军。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1887-1975），始终不曾在全中国完成全面控制，虽然他在1927年与俄国闹翻，并且进行清党，镇压共产党人。而后者当时拥有的群众基础，主要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阶级而已。

    于是共产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乡间，在那里，掀起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游击战，但是整体而言，成效甚微——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混乱，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现状的不了解，自然有损害作用。1934年，在那场英雄式的“万里长征”之后，中共军队被迫退居西北部边区的遥远角落。种种形势，使得长久以来即赞成采取农村战术的毛泽东，在中共困守延安年间，跃居而成它无可置疑的当然领袖。但是就共产党本身的跃进而言，新形势却没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止，国民党却逐步确立了它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放弃了当时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始终不会成为另一个凯末尔——凯末尔同样也带领了一场现代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产党为己用，然后再一脚踢开；只是凯末尔的手段没有蒋那么咄咄逼人罢了——蒋介石跟凯末尔一般，同样拥有一支军队，可是这却不是一支向国家效忠的部队，更无共产党部队具有的革命气节。这支部队的成员，是那些知道大可凭一杆枪、一身制服，在动乱中打出天下的一帮人。而带队的军官，则是一群深谙“枪杆子可以出政权”——正如同毛泽东本人也深谙此道——同时也可以“出财富”的家伙。落在都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大的地面——如果有半点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