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和30年代印度国大党呼吁民众对英国采取不合作运动（见第七章），以及阿根廷有名的“效忠日”（Day of Loyalty）上，庇隆总统的支持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广场（Plaza de Mayo）要求释放他们被捕的英雄（1945年）。更有甚者，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其人数，却在如此众多的人数可以在一个让他们高度发挥效果的状况下行动。

    为什么用脚投票的现象，在20世纪最后10年当中成为政治场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还不甚了解。若试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于在这段时期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加大。不过在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全民一致丧失信心的表现，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在早已失去或从来不曾拥有合法基础的政权（如以色列在其占领地），而在当权者极力掩饰事实真相的地方更为显著。但是即使在国会体制稳定的民主政体内部，大规模反抗现实政治或政党体系的示威活动也经常发生。如1992-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以及诸多国家出现的新选民力量。这股强大新趋势的共同现象，即在其对任何固有的政党，都不予以“认同”。

    然而群众运动的复苏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即全球的都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时代，从1789-1917年，旧政权都是在大都会中遭到推翻；可是后来新起的政权，却是在话都讲不清楚的乡村草民拥戴之下成为永久。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革命，其新奇之处，即在于革命是从乡间发动，一旦胜利之后，再进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几处实在落后的地区之外，革命又开始从城市发动，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这种趋向，势无可免，因为如今任何一个大国家的人民大多居于城市（至少看来如此），而且，也由于权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挡农村来的挑战（现代科技之功，自然绝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战争（1979-1988年）即证明，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依然可以在农村反叛力量层出的典型游击战乡间继续生存。因为它有人撑腰，有人给资金，更有现代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甚至在它一度完全依赖的外国军队撤出之后，也依然可以不为所动。纳吉布拉（Najibullah）总统的政府，出乎众人意料，在苏联军队撤退数年之后依然残存。即使它最后终于垮台，也不是出于喀布尔再不能对付农村武力，而是因为它自己麾下的职业士兵倒戈。1991年波斯湾战争之后，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也照样屹立于伊拉克而末倒，虽然军队元气大伤，却依旧能够南征北讨，对付其国内的反叛势力，其中原因，即在他未曾失去巴格达城（Baghdad）。20世纪后期的革命，必须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这一都市革命会否继续进行？20世纪的四大起革命风云：1917－1920年、1944-1962年、1974－1978年、1989年至今，是否还会有另一波排山倒海的洪流？回头望去，世间不经过几场革命、武装反革命、军事政变、平民武装冲突，而能存在于今的政权屈指可数。看过了这样一个流血革命的百年，谁还敢下赌注，担保和平宪政式的转变，真能在普天之下胜利成功？——1989年时，某些深信自由民主宪政的人士欣喜若狂之余，便曾夸下此等空想预言。然而进入第三个千年阶段的世界，可并不是一个拥有安定国度与社会的世界。

    不过，虽然世界肯定将继续充满狂乱不安——至少极大一部分地区将会如此——这些变乱的本质却依然不明。在短促的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世界，是处于一种社会崩溃而非革命危机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