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曾失去了包括其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土地，苏联各大工业的工厂也在战火下毁了半数。苏联人民的牺牲，更是举世无匹。世上少有几个国家，赶得上苏联在这场战事中，尤其是30年代间所忍受的惨重遭遇。苏联经济始终将国民消费所需列为最低优先，1940年间，苏联鞋袜产量低到全国平均每人仅一双略多，但它却保证人人可以获得最低额度的供应。这个系统，由控制（贴补）价格及房租的手段，给众人工作，供众人吃、穿、住，还有养老金、健康保险，以及原始粗陋的众生平等地位。直到斯大林死后，特权阶级才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这个体制还赐予众人教育。像这样一个文盲普遍的国家，竟能转变成现代化的苏联，如此成就，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小民不信服。更何况，除此之外，他们又哪里认识第二个不同的社会呢？

    然而苏联现代化的成功故事，却不包括农业部门，以农业为生的人口遭到了遗弃。因为工业化的发展，是踩在被剥削、被利用的农民大众的脊梁上走出来的。苏联的农民及农业政策，实在乏善可陈，几乎一无是处。倘若尚有一处可堪告慰，那便是他们负起“社会主义初级积累”大业重任。其实并不止农民一族，苏联工人，同样也挑起开发资源、为未来打基础的沉重任务。

    小农大众，也就是苏联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在法律上政府上均列于次级地位（至少直到1936年的宪法制定为止，不过这部宪法根本没有任何效力），他们的税负较他人为高，生活的安全保证却不如。更有甚者，取代“新经济政策”而起的基本农业政策（便是集体化的合作农场和国营农场制度），不但造成农业的大灾难，而且始终未从灾难状况中脱离出来。最直接的打击，是谷类产量的锐减，牲口数目也顿失其半，造成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原本就甚低的俄国农牧业生产力，在集体化制度推波助澜之下，愈发更陷低谷，直到1940年时，才逐渐恢复“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同时，也更助长了未来二战期间及1950年的灾难。苏联当局为挽救这一股低落之势，便大力地推动机械化，但却同样成效不明显，始终没有特色。战后苏联农业虽曾一度振作，甚至有余粮可供出口，可是却永难恢复当年沙皇统治下的出口大国地位。到这段复兴时期过去，其农产品再也无法供应国内人口所需。于是自7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必须依赖世界谷物市场的供给，有时甚至高达其总需求的四分之一。要不是集体制度还为小农开了一扇方便门，留下了一线生机活口，允许他们耕作少量的个体自留地，并可在市场出售其田间所得（1938年间，个体地只占总耕地的4％），苏联的消费者除了黑面包外，恐怕就没啥可吃了。简而言之，苏联付出了极高的成本，却只将一个极无效率的小农农业，转换成一个同样极无效率的集体农业而已。

    但是苏联的种种弊端，其实往往反映着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状况，而非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本质。合作制度及集体作业，若以不同程度与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运作，本也可以获得成功——如以色列实施的集体农业屯垦制度（kibbuzim），就比苏联制度更具共产主义本色。而纯粹的小农制度，却往往将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补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气，改善增加土地生产。然而苏联的农业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可是后起的社会主义政权里面，拾其牙慧者却不乏其国，至少在刚起步时是如此。

    苏联发展之路上还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硕大无朋膨胀过度的官僚体系，即其政府集中号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