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推动建设，其结果必不可免会趋向军事型的作业，而非企业式的经营。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正如军事行动往往有民众精神拥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的拼命工业化行动，就在它为人民带来的“血汗与泪水”之中得到支持。丘吉尔深知一理：牺牲的本身，可以化为最大的鼓舞力。说来也许难于相信，即便是斯大林式的苏联经济，也的确拥有着相当的支持——虽然其再度迫使可怜的小农转为牢套于土地的农奴，并将其重要的经济环节建筑在400万到1300万劳改营（古拉格）狱工身上——但这份支持拥护，显然绝不来自小农阶级。

    众多的“五年计划”，从1928年开始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这种“计划经济”难免粗糙——远比20年代那批首开计划之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者的精密计算为粗糙；而较之20世纪后期政府及大公司企业的计划工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学者自然又拜下风。基本上，这些五年计划的功用仅在创造新工业。至于如何经营，都不在考虑之列。而开发次序，则以基本重工业及能源生产为优先，二者同为任何大型工业经济的基石：即煤、钢铁、电力、石油等等。苏联矿产的资源富饶，因此前述的开发方向既合理又现成。一如战时经济——其实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可以算作一种战时经济——其生产目标的设定，往往可以不顾实际成本及成本效益的考虑（事实上必须经常如此）。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拼命情况之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突然发布紧急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大家竭力赶工交卷。“危机处理”、“紧急作业”，便是它的管理方式。于是苏联经济，便在经常性的作业之中，突如其来，每隔一阵子便来一下抽搐，全民总动员“发狂似地超额劳动”一番，以完成从上而下的紧急命令。斯大林时代终于过去，继之而起的赫鲁晓夫，竭力设法另寻他途，使苏联经济形成制度化作业，而不要只在“咆哮”之下才能发生作用。总之，斯大林深谙“狂风突袭”之道，将其奥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再定下不合理的天文数字为目标，激使国人付出超人式的努力。

    更有甚者，目标定了之后，还必须让负责人等明白其中的意义、细节，进而彻底遵照施行。如此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深入各地，连亚洲内陆的遥远前哨也不例外——但是这些负责宣传、执行任务的行政管理人员、技师工人，却多数经验少、教育差，他们一向习惯的工具，是木制的犁耙而非机器——起码第一代是如此，卡通画家（David Low）在30年代访问苏联时，曾画了一幅漫画：一名集体农场女工，“心不在焉地在给一台拖拉机挤奶”。基层人员素质低，更使整体计划质量降低，于是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当年拿破仑手下的将领技术欠佳，参谋人员挑起重担。同样地，苏联所有的决策，也愈来愈集中于苏联体系的最顶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度集中化，虽然弥补了管理人才的短缺，可是却使苏联经济体系以及各个方面形成严重的官僚化。

    如果说，苏联经济仅以维持半自给状况为满足，并只求为现代工业奠定基础，那么这个主要于30年代赶工出来的粗糙体制，倒也发挥了它的作用。更有甚者，在同样粗糙的方式之下，它还发展了自己特有的伸缩余地。通常在现代经济那套繁复精密且相互关联的体制之下，牵一发即动全身，设定一套目标甲，往往会影响另一套目标乙的施行。可是苏联则不然，事实上就一个落后原始、外援断绝的国家而言，号令式支配型的工业化措施，虽然不乏生产浪费及效率低能之处，却能够发挥令人叹服的惊人效果。在它的指挥之下，数年之间，便将苏联一变而为数一数二的大工业国，并能一洗当年沙皇憾事，不但熬过对德苦战，最终还击垮了两次大战的敌人德国。当然战争期间，苏联的损失也很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