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年代）只有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海外学者和宣传家去细心追查。从此，苏联政界中人总算能寿终正寝，有时甚至得享天年，进入50年代，古拉格牢狱逐渐空去。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苏联仍是一个未能善待其国民的社会，但是至少，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大规模地逮捕处决自己的人民了。事实上到80年代，苏联人民死于犯罪事件、民间冲突、以及国家之手的风险率，甚至低于亚非美三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毕竟仍是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权威统治的社会，而且依据任何实质标准，也还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只有官方认可或批准的信息，才可传达一般人民，至少就纯技术观点而言，其他任何的信息均属触犯法律。这一切到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政策才改变。至于行动及居住自由，更要看官方的准许而定。这项规定在苏联境内虽然越来越有名无实，可是到了边境地带，甚至与另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相邻之地，却变得真实无比。从这些角度而言，苏联实际上不及沙皇时代。更有甚者，虽然就日常行事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即任意逮捕、下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

    苏俄铁幕时代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将永远无法确切估算，因为甚至连官方对处决人数及古拉格囚犯的统计——不论是现有的或日后可能面世的数字——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死难损失。而且依人不同，估算的差距更有极大出入。有人曾如此说过：“对于这段时期里苏联牲口的死伤数目，我们知道的反而比被苏联政权滥杀的反对人数更清楚”（Kerblay，1983，p．26）。1937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始终秘而不宣，更使这项估算工作难上加难。但是不论各项估计使用的假定如何，前后直接间接的死难人数绝对高过七位数，甚至进入八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们是否采取“保守”估计，将其定位于一千万，而非两千万甚或更高，实在都无关紧要了。面对这种骇人的天文数目，只能令人感到不可饶恕，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要说为杀人凶手做任何辩解。在此作者还要添上一笔，不带任何评论：1937年，苏联总人口据称为1．64亿，比起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8年）原先预估的人口总数，一共少了1670万。

    不过，尽管如此，苏联体制绝不是一个“极极”政体。“极权”一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在共产党的批评者中盛行起来。究其源流，此词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于20年前发明的“夫子自道”，用以形容自己追求的目标所在。可是自此之后，却被外人挪借，专为批评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用。“极权”代表着全方位无所不包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但对其人民施以外在的全面控制，甚至更进一步，以对宣传及教育机制的垄断，成功地将它所推动的价值观念，在人民心中内化。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48年出版），即为西方世界描绘出极权社会达于极点时的画面：一个人民大众都被洗脑的社会，在“老大哥”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作息。偶尔只有一两个寂寞的孤人，才会发出不同的异议。

    这个最高境界，自然是斯大林意欲达到的目标。可是若换作列宁及其他老派的党员，闻此必然大怒，更不要说祖师爷马克思了。就将领袖“神化”而言（“神化运动”，日后被人美言为“个人崇拜”），或将他塑造成集美德于一身的圣人斯大林大致有一点成就，正如奥威尔在中的讥讽描述。但是说来矛盾，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成果，却与他个人的绝对权力无关。当1953年斯大林的“噩耗”传来，某些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外的共产党人，的确流下了真情的伤心泪，这种人还不少。他们认为，斯大林象征、并且激发了他们投身的运动大业，而且他们也都是真心自动地投入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