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是说，这只会使蔡兹的处境更糟。”

    他吹胡子瞪眼地说：“很抱歉，儿子，可我不能让那个野蛮人迫害你弟弟。我觉得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走，我带你们两个出去吃饭。”

    “不行，爸，”我低声说道，“我们还有4节课呢。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主动，他是不会走的，因此我就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往校门走去。我能感到同学们火辣辣的眼光穿透了我的背，我没有敢回过头去。

    不幸的是，我们走到出口处时，我看见了他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安静得惹人注意。

    不知为何，这使情况更糟。我知道嘲笑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以后什么时候会碰见一群小孩向我吃吃地笑就觉得害怕。

    我回过身去，开始走上通向同龄伙伴的长长的路，双眼死死地盯着地。

    “你没事吧，马修？”

    我抬起头来，惊奇地发现是波特先生。他似乎没有生我的气。

    “是的，先生，我没事。”

    “他常常这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是应该承认他是个酗酒成癖的醉鬼，从而增加自己的耻辱呢，还是应该尽量挽回几分尊严？

    “有时候这样。”我模模糊糊地答道，慢慢走回汤米·斯特德曼身边。“嘿，咱们还打球吗？”

    “当然要打，希勒，当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个多方面都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最痛苦的就是朋友们都表现得那么礼貌，都那么可怕地、充满怜悯地、煞费苦心地有礼貌。

    幸亏父亲再也没有对现实世界进行过类似的堂吉诃德式的出击。后来他一直呆在家里，“写他的书”，咒骂世界的不公平。

    那个时候，我自己对于命运给予我的也不十分满意。我唯一的解脱便是晚上安顿好蔡兹以后的时间。他非常听话地很快长大了起来，不久就能独立生活，很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去学习了。这使我能独自练钢琴。我常常一连练上好几个小时，发泄自己的愤怒，把父亲缺乏的自律一古脑儿地召唤到自己身上。

    上中学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听他这时已变得漫无边际的讲话了，而且他终于把我逼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费劲地练习肖邦的卿兴幻想曲》，他突然脚步不稳地出现在门口，厉声说道：“我想干点活呢，你非得弹得这么响吗？”

    我想了一下，蔡兹正在楼上用功呢，他并没有嫌我声音大，于是我紧盯着他的眼睛，没有提高嗓门但火气不小地粗暴地说：“是的。”

    我回转身去弹琴，再也没有理他。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平板地说：“那以后不久，他自杀了。”

    她一把紧抓住我的胳膊。

    “虽然他从来不出去，却在车库里留着一辆车。有时他会去坐在车里，我猜他是在幻想自己正行驶在开阔的公路上，朝着某个目的地前进。有一天，他采取了在我看来是最终拒绝现实世界的表示，把一根软管接在了汽车的排气管上……”

    我看了看她，她一时语塞。

    “不过，我很少谈起这件事。”

    “对，”她同意道，“你用不着经常提。它总是在那里——就在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帷幕后面——等着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浮现出来。”

    这个姑娘，她能理解。她真的理解。

    我们在全然的沉默中走完了其余的路。

    到旅馆后，她默默地吻了我，又一次捏了捏我的胳膊，便轻轻地离开了。

    正是夜深人静之时，我向来最恨这个时刻。但是在那一刻，我并不感到完全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