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蔡兹？”

    “没事，没事，”弟弟申明道，“那家伙和我过不去罢了。”

    “啊，”父亲说，“我猜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傲慢的市侩。看来，我得去趟学校，让他明白明白。”

    我拼命想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爸，你不能去。”

    “对不起，马修，”他眉毛一扬冲着我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事实上，我想明天就去见这个波特先生。”

    我担心极了，妈妈很晚从医院回来时我把这事告诉了她。

    “啊，老天，”她呻吟道，显然觉得毫无办法，“咱们可不能让他这么干。”

    “你怎么拦得住他呢？”

    她没有回答。但那晚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的时候，蔡兹穿着睡衣走了进来。他打手势让我别出声，到楼梯平台上去。

    我们像木筏上的两个飘泊者那样站在黑暗之中，听着父母在激烈地争吵。

    “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生气地抱怨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别再火上加油了。”

    “我是他爸爸，见鬼。这个白痴和他过不去，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我可不觉得事情像蔡兹说的那样。反正，让我来处理吧。”

    “我已经说了这事我来管，乔安妮。”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我来，亨利。”她坚决地说。

    “可以问问是为什么吗？”

    “请你别让我明说出来。”

    一阵遏制下的沉默。然后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变得关切起来。

    “你看上去累了，乔安妮，干吗不坐下，让我给你弄杯东西喝？”

    “别！”

    “我是指喝杯可可。见鬼，至少我还能做这点事吧。”

    “不用，亨利。”她断然说道。终于，她的无比辛酸淹没了她对我们的爱的堤坝而稍有流露。“恐怕你最多也只能做这一点了。”

    在迷漫于房屋每一个角落的孤寂中，当小弟弟抬头看着我寻求支持时，我几乎只能看清他脸的轮廓。

    这一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四章

    第二天，西尔维亚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断。整个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图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让他得出令他感到高兴的随便什么结论吧。

    至于达历山德罗大夫嘛，她又回复了女教师般的伪装，一点口风也不露。

    我觉得看见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说话。

    来讲斑疹伤寒的客座教师，著名的萨尔贝特里医院的让·米歇尔·戈特列布大夫专门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早已从地球上消灭了的病，比如说天花、鼠疫或麻风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患这些病。

    不仅如此，他和蔼地提醒我们说，就在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时候，世界上得结核病的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对自己参加国际医疗队的决定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戈特列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雄辩性的再肯定。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我一辈子还没有医治过一个天花病例。我在美国医治过的最穷的、靠福利救济看病的病人也都进行过预防接种。而且，除了一对危地马拉来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婴儿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独立宣言》可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实是，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我们的星球上有无数最贫穷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权。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于有可能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