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黑的眼睛神情忧郁，仿佛蒙着一层翳，目的显然想掩盖从他身上透出的杀气。

    “你这位朋友象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对雷伯说。“看起来他身上穿的是估衣铺里的货色。”

    “我听得懂你说的话，”那人道。“我能听懂、也能说西班牙捂。”

    “那么英语呢？”

    “也行。”

    “拉普语呢？你能说拉普语吗？”

    “请闭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给你们介绍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维奇。”

    “是的。我一定不开口。”

    迪耶戈从来不知道安涅列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在波兰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馆工作）。至于雷伯和他是怎么相遇，在什么时候，迪耶戈同样不明白。事后，还是乔治·塔拉斯最早确定，一九五〇年在巴黎出现的这个安涅列维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经在纽伦堡和年轻的克立姆罗德作为纳卡姆小组的成员一起活动的那个安捏列维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们很快就谈完了。”

    他们俩又开始用波兰语交谈，也可能是用依地语。迪耶戈反正对两种语言都不懂，顶多依地语的少数几个单词因为有点儿象德语，也许是例外。迪耶戈如约在民族广场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和雷伯见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迹从来到过这一带地方。昨天飞机到伦敦时欢迎他们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后变成了潮乎乎、灰蒙蒙的阴冷天气。

    二十分钟后（这二十分钟内，迪耶戈象破译密码似地在读一份法文报纸，努力想看懂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酌消息），雷伯说：“我们走吧，迪耶戈。”

    “我饿了。我一直不开口，可是我饿了。”

    “到了机场咱们再吃东西。”

    雷伯拖着他走，并且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就在上车之前，迪耶戈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名叫安涅列维奇的人仍坐在那里，用一双令人神经紧张的黑眼睛目送他们离去。蓦地里，迪耶戈无缘无故打了个寒颤，这和阴冷天气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时候他们登上的一架班机，把他们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暂停留后再飞往赫尔辛基。他们的阿根廷护照频频换来北欧人的笑脸，在欧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游客是不多的。

    迪耶戈主要记得的是，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他自始至终颤栗不已。他们下榻的旅馆与一座带有绿色圆顶的白色大教堂相去不远。此后，他的时间就被雷伯干的事或说的话占去了。

    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赫尔辛基已有三个人在等侯他们。第一个名叫哈伦，是个七十来岁的爱尔兰人，来自爱尔兰共和国（注：不是英国的北爱尔兰。）。第二个是俄国的高级官员，一双没有光泽的眼睛冷冰冰的，此人姓费奥多罗夫。第三个是迪耶戈初次遇见的乔治·塔拉斯。

    “你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抽打自己，”塔拉斯对迪耶戈说。

    他看到这个矮小的阿根廷人脸上大吃一惊的表情，不由得放声大笑。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芬兰蒸汽浴吗？”

    “在阿根廷我的家乡，”迪耶戈说，“连母牛也接受蒸汽浴。它们只消呆在户外太阳底下就行了。”

    他脱去身上所有的衣服，走进一间小屋子。令人窒息的热气熏得他脚步踉跄。他在板凳上坐下，心想：“淋点儿抽，放点儿盐，洒些胡椒粉，再加些香料，三分钟之后我就有七成熟了。但愿这些家伙喜欢吃不太熟的肉。”他转脸问跟他一起入浴的那位：

    “是美国人吗？”

    “是的。”塔拉斯笑容满面，“雷伯干的事情你一点也不明白，是吗？”（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