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夜里，雷伯·克立姆罗德和迪耶戈·哈斯坐飞机抵达巴黎。这两个人按既定计划互相分手。雷伯并不告诉迪耶戈他要去哪儿，迪耶戈则前往雷伯指定他去的地方。

    迪耶戈来到乔治五世大饭店。经通报后，他很快来到两个十分明显属于女性的人面前——她们大概是法国人，无疑应归入举止轻佻的一类。

    “这个当儿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小流氓？”坐在两位女性中间的一个男人用西班牙语问。

    “可要提防金头发的这一位，”迪耶戈也用西班牙话回答。“这人有穿异性服装的怪癖，其实是个男的。”

    对方脸上现出不大放心的样子。

    “你能肯定吗？”

    “我只是开个玩笑。”迪耶戈说着在那位金发女郎嘴唇上吻了一下。“你好，奥斯瓦尔多舅舅。妈咪塔怎么样？”

    “你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简直发疯了，她感到痛苦、愤怒、绝望而又羞愧。有好几个星期她以为你已经死了，后来你总算发善心从魁北克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她。”

    “是从蒙特利尔寄的，”迪耶戈瓮声瓮气地纠正道。他探头到金发女郎的裙子里边去核实一下。

    “你到加拿大去干什么？那里终年积雪，到处都是北极熊。”

    “去做生意。”迪耶戈说；经过核实，金发女郎不是男的，于是他放心了。“说到生意，明天上午的约会你给我安排好了没有？”

    “Claro que si（注：西班牙语：当然），”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他五十多岁年纪，长着跟他姐姐一样的鹰钓鼻、一样的眼睛和一样的嘴；然而，这副五官如果说赋予妈咪塔的是一种堂皇的气概和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她弟弟脸上却随着年岁的递增而变得线条柔和了。尽管他很富有，祖上传下的家产相当可观，不过，据迪耶戈的看法，他其实几乎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此时，他瞪着眼睛注视自己的外甥，力图保持一点长辈的尊严。

    “你到底来干什么？”

    迪耶戈的眼睛刷地一亮。

    “我有没有问您，您跟这两位小姐在一起干什么？几时到巴黎来的？”

    “前天，”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见到过她没有？”

    “你母亲？”

    “不，”迪耶戈耐心地说，“不，不是妈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尔特，不过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总统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电影和广播明星。）的名字更为人所知。若干年前，还是奥斯瓦尔多舅舅帮她弄到了贝尔格拉诺广播电台记者的饭碗。

    “是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说，“我见到她了。我把你告诉我的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这样的代价换取她那点该死的所谓善心，量她也没有勇气拒绝。那么信呢？那个蠢货签字了没有？”

    “迪耶戈，别忘了你是在谈沦我们敬爱的总统和本世纪最受爱戴的女人。”

    “谈论我的屁股，”迪耶戈一边说，一边把他的鼻子埋在金发女郎的衬衫里。

    “他签了字。但是，你母亲要是知道我在帮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谈话，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可。”

    迪耶戈的脑袋，还有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正在好几层簌簌作声的花边中间开路。他再次瓮声瓮气地说：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妈知道你跟那个黑发女郎在干些什么，她还会挖掉你一些别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和雷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儿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双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