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大卫·塞梯尼亚兹。”

    “你来到美国多久了？”

    “差不多两个月。”

    “以前你会说英语吗？”

    “只会一点儿。”

    塔拉斯在他过去二十年中坐惯了的一块礁石上坐下。他们所在的海湾口子朝东南方向而开，被洋面上刮来的风不停地抽打着。他审视着克立姆罗德——抑或基姆罗德（Kimrod）？不，是克立姆罗德（Klimrod），——发现他几乎没有变样。塔拉斯猛然意识到此情此景实在是够荒唐的。“天哪，”他思忖着，“我在欧洲大约见过两万个男人和女人，也是从各个集中营里出来的，他们都有悲惨可怕的遭遇，其中好多人的经历不止在一个方面与众不同。然而我记得的名字连十个也不到；如果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可是为什么偏偏记住他？”

    “我想，你万里迢迢来到美国，不是单单为了还书给我吧？”

    “不是的，不单为这件事，”雷伯含笑答道。

    他穿着绳编的凉鞋，布裤子、布衬衫，肩上背着他的袋子。好奇使塔拉斯心中奇痒难忍，但他又感觉到在毛特豪森已有体验的那种羞怯，这是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不，这不是我到缅因州来的唯一原因，”雷伯补充一句。

    他开始自述离开奥地利后怎样去以色列，后来又到世男各地，不过并不是什么都说得十分详尽。

    “你的英语相当出色，”塔拉斯说。

    “谢谢你。”

    他的灰眼睛凝望着海洋。然后他略略低下头来看着塔拉斯。

    “我读了你写的一本书，”他说。“关于公海上海盗行为的法律问题。你至今还在哈佛执教吗？”

    “他们还没有把我撵走。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我需要有人在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中给予帮助，”雷伯说。“你能匀给我一个钟点吗？”

    “留下来和我们共进午餐。这是我的条件。”

    他们相视而笑。

    “好吧，”雷伯坐在邻近一块礁石上，两条长腿往外伸直。

    “最近，”他用缓慢的语调、淡漠的口吻说，“我成立了几家公司。一共有几十家。”

    “我是教国际法的，”塔拉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象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关于社团法我管得不多。”

    “我知道。我明白这是两码事。我有一些律师在为我工作，负责起草合同之类。我的问题在另一方面。”

    直到此刻，他的话才沁入塔拉斯的脑海；平时塔拉斯的反应要快些。

    “你说你创立了‘几十家’公司？”

    “目前大约有八十家。”

    “都在美国？”

    “在美国和加拿大。”

    “你现在多大年纪？”

    “过十天我就是二十二岁。”

    他笑了起来。

    “是的，我来到这个国家还不满两个月。但事情发生得相当快。说实在的，甚至太快了点儿。我还来不及使自己作好充分的准备。”

    塔拉斯张口结舌，直勾勾地望着他。

    “这确实是我来拜访的原因。所有这些公司都是按同一原则建立的：由受托人在一切事务中代替我当名义上的股东。我估计，不论你的学问多么专门，你还是知道委托书是怎么一回事。”

    塔拉斯只能点头。

    亩伯继续心平气和地说下去。

    “这些公司涉及许多大不相同的领域：出版、运输、发行、不动产、广告、食品、餐厅。我相信它们都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其中一些已经开始赢利。你是否想要知道利润的数字，以便考虑你的报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