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

    “难道把报摊撂下不管？”

    “从我送你上医院到回来这段时间，可以让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来照看一下报摊。就这么办，咱们走吧。”

    “把我打成这样的那些狗娘养的，明天或后天还会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事我也会加以注意的，”高个儿用非常纯正而又书卷气的英语回答。“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头。”

    整整三十二年以后，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向他的电脑要了一份属于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单，不管在什么领域，也不管以何种形式，包括他单独拥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间的。计算机开始运转，几个小时以后，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细表，足有十五米长，上面开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后用过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充当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挂名者。其巾有一个名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被电脑提到过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首先，因为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次，因为这个名字本身非常特别。

    这个特别的名字乃是ZbynvSzblzuszk。它绝对无法拼读，简直象在开玩笑。经过向联合国的一位译员请教，他才知道前面一个名字的发音是兹比涅夫，后面一个姓氏发音为齐布尔斯基，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波兰姓氏。

    “还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个儿把找头抖落在兹比床上。“按照事先谈妥的办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谢谢你，”兹比说，他突然噎不成声。这个过去的西里西亚矿工曾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而从来不指望有谁会帮助他。他搞到的一个报摊——仅仅是使用权——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为他提供抵御酷寒的一道屏障，却标志着他在社会上已经爬到了顶峰。

    “告诉我，打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雷伯说。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小伙子！如果他们再来，你只要对他们说，你在替我卖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我出了这个该死的医院，我会应付他们的。”

    雷伯含笑道：“还是请你把那些人的情况跟我谈谈。”

    “他们一共三个人，”兹比说。“都是墨尔伯里或伊丽莎白街的南欧仔。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他们带着刀子和那种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属家伙。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两三星期以前。我并不是他们找过的唯一波兰裔报贩。他们也找过高兹契尼亚克。还有第五街的科瓦尔斯基。还有联合广场的奥尔特曼兄弟。”兹比举出很多名字。“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缴一美元。象高兹契尼亚克那样的大户就要两美元。妈的，象我们这样的报贩光是在曼哈顿岛南区就有将近二百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养那些坏蛋！”

    某些报贩愿意付钱。“的确，有些人每天能赚八至十美元！如果你的报摊设在时报广场或者中央大站门前，那点钱是容易挣到的。但对我们来说，额外吐出一美元实在够呛，等于要我们的命。这笔钱加上我们付给爱尔兰人的—美元五十美分……”

    “什么爱尔兰人？”

    “给我们送报纸来的那些人。”

    纽约三家最大的日报把它们的发行系统合并起来，由爱尔兰人包揽这宗生意。

    “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雷伯。我们不付款就拿不到报纸去卖。每个人都付钱，所以我们再出负担不起更多的花销。这样每天就得付两美元五十美分……”

    那天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天，老兹比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他本人以及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厄尔尼，幸成为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目击者。

    “蠢货，不要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