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以及满族。他们各有文化渊源，既有守护又有交融。而新疆又地处边关，正所谓天高皇帝远，与邻邦接壤，边境贸易与通婚从未间断，外军入侵又是常有的事，各种类型与性质的武力冲突，似乎是家常便饭。

    伊犁将军便从民族角度入手，来设定他的军事统治。他煞费苦心地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在天山以北的蒙古、哈萨克等游牧部落，和哈密、吐鲁番等地，实行扎萨克制度，册封当地民族、部落的大小头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和台吉等这样一些等同于清朝贵族的爵位，让他们管理自己的民族和部落；在乌鲁木齐、昌吉、奇台、吉木萨尔和巴里坤等汉人较多的地区，实行内地通行的郡县制度，派有知府、知州、知县、县丞和巡检等官员；而在南疆维吾尔族大部分地区则继续以前原有的伯克制度。所不同的是，取消了伯克世袭制，给不同地位的伯克，授以不同的品级。无论王、公还是伯克，也无论有多高的品级，都必须在军事上和行政上服从伊犁将军及各地参赞、办事大臣等军事长官的节制。

    伊犁将军为自己的这些杰作很是得意，多次起奏朝廷以为找到了长治久安之策。谁知，不久便有了张格尔与七和卓之乱，此后又有一个叫阿古柏的浩罕汗国军官窜进来，冒充蒙古铁木儿汗的后裔，大肆屠杀，仅喀什噶尔和叶儿羌两城就杀掉汉族和满族百姓四万之众，致使疆内血流成河，哀号遍野。

    阿古柏的统治把新疆拖入了无底深渊。他本身就是个敌国军官，全无爱民恤民之心，一会儿宣布英国、土耳其为宗主国，一会儿又向周边的浩罕、布哈拉汗两个小国俯首称臣，甚至以割让土地、贩卖奴隶来向俄罗斯换取军火，闹得天山南北乌烟瘴气，直到1876年4月左宗棠率六万清军进疆，才算告一段落。

    满清王朝的衰败，也使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凌侮。

    沙俄对中国新疆的领土野心，从18世纪就已萌生，19世纪50年代，开始越过伊犁河向南侵入到外伊犁地区，先攻占托乌楚别克，继而在阿亚古斯河至塔城之间的塔城旧址雅尔城，建立了一个什么“乌尔扎尔村”。两年后，沙俄又把手伸到阿拉套山麓阿拉木图河岸的古尔班阿里玛图，把这里改了个名字，叫“维尔内”。从此，他们就以这个“维尔内”为大本营，步步深入疆内，到1857年，几乎占领全部楚河沿岸地区和伊塞克湖的山谷盆地。最后，竟抵达伊塞克湖以西的楚河上游地区。

    沙俄抢走大片土地后，接着来了个三部曲：一是武装移民；二是建立驿站，每20或25里一个，驻上足够数量的哥萨克马队；三是趁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条约第一条便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沙俄；第二条又明明白白写着“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这句话留下的缺口后患无穷。果然，3年以后，所谓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就一笔勾销了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的《中俄伊犁条约》以及《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纯粹变成了赤裸裸的强盗文书。到1895年，沙俄居然和英国背着清政府互换文书，企图私分帕米尔地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沙俄又瞅准机会一头闯进新疆的唐努乌梁海，抬手就挖走了17万平方公里。同时，还把外蒙古的一个王公活佛扶起来搞“独立”，并对阿勒泰地区大做文章，设立什么“办事大臣”。英国也不甘寂寞，在南疆的喀什暗暗策划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阴谋到1933年底终于“成功”了，但只保存了3个月就宣告灭亡。

    此时，新疆地方省军与甘肃开过来的马仲英部队，正在混战一团。

    辛亥革命的火种在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