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怀内心来说，做梦都在盘算。试想，西北野战军面对的是大西北五省区广大到占全中国领土近三分之一的地盘呀，不要说抛头洒血用枪杆子去从敌人手中夺取，就是不打枪不放炮光是靠战士们用一双脚板来丈量，那也得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可是，西北野战军又恰恰不能像其他兄弟野战军那样潇洒，不能说走，抬起脚就走。因为它的立足点是陕北，是守巢者，它就首先要顾虑到核心首脑机关的安全。为此，彭德怀曾冒着可以预计的牺牲，从陇东北上“三边”，发动了第一次对榆林失败的进攻。他始终认为，榆林的存在，无论如何对于誓不离开陕北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是个极大的威胁。

    现在，彭德怀仍然没有摆脱这一沉重的忧患。整整一夜，他的大拇指就在清涧、子长、延川那个小三角周围无可奈何地跳来跳去，不知该是南下还是北上。若是图痛快，趁着胡宗南心神不定，一个箭头长驱宜川、黄龙，直逼其老巢西安，当然酣畅淋漓。可是把中央孤零零地丢在相距榆林不足百里的米脂，该会承担多大风险！彭德怀给自己结了一万个疙瘩，却找不到一个理想的解。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指示电到了。果如彭所预料，毛泽东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其一两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黄陵）、宜（君）、同（官，即铜川）。彭德怀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二方案——再次解决邓宝珊。

    在胡宗南与傅作义之间，邓宝珊的天平一向倾斜傅作义。隶属关系的因素当然是有，更重要的是个人感情大不相同。傅作义总像个老哥的样子，情深义重，顾全大局；而胡宗南则仗着后台硬，翻手云雨，说话不算数。如果光是吹吹牛倒也罢了，怕只怕他经常玩点小聪明，只顾自己风帆疾进，而把别人往绝路上推。比方说榆林防务。自沙家店战役之后，榆林便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吊子”，增兵犹恐不及。可胡宗南偏在这个时候拉走徐保的整二十八旅，且董、刘两军又节节向南，邓宝珊孤悬一隅，一个二十二军如同小娘养的，粮秣、装备一无着落。

    蒋介石的甜点心从来都不作数。当初空运徐保人马时，曾有诺在先：“榆林要塞，粮秣、装备将速予补充”，然而，邓宝珊站在榆林南门外凌霄塔上望穿双眼，国防部飞机永远只在他的梦中降落。后来知道，这也是因为胡宗南从中玩了花花点子。老蒋的“浙江病”已到晚期。他的耳孔始终只开放一半、听一种声音，亲疏分明，乡党误国，沉疴致命！——这让邓宝珊这个陕西人痛心疾首。

    邓宝珊的心事瞒不过中共耳目，彭德怀当然也有一本清册。趁机打榆林，扫除榆（林）、神（木）、府（谷）等北线障碍，既巩固西野后方基地，造成南下出击的有利态势，又可保障机关安全，何乐而不为？在野司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分析道：“榆林守军总数不超过9000人，十分孤立。目前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长途北上增援榆林的可能性很小，傅作义部又隔着几百里沙漠，近一点的，是宁夏马鸿逵部。可是马家军是个封建土围子，一贯保存实力，别人打，他们看。再说，‘三边’那一仗，我们也给了点教训，估计不会轻易出这个头。所以说，同志们要有信心，胜利有很大把握。”

    于是，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和绥德分区四、六两团，立即从绥德出发，直趋榆林。一纵由下盐湾、西岔方向，北渡无定河，向三岔湾攻击前进。从10月24日到27日，三天内即把榆林外围归德堡、三岔湾等据点全部占领。与此同时，三、六纵队也发展得颇为顺利，诸如五里墩、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常乐堡等这样一些知名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