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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传到胡宗南的耳朵里，可把他气坏了！“浑球！”胡对毕恭毕敬挺立一旁的徐保大拍桌子，“我问你，古来将帅，哪一个是赌棍出身？你答复我！”如果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徐保也就不是徐保了。胡宗南失望得直哼哼，不知该骂什么好。这时，恰巧外面有人喊“报告”，胡趁机夺门而出。三个圈圈一兜，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

    天黑时，胡宗南回来了，万没想到那个徐保居然一动不动地仍旧站在原地。这一下胡被感动得不轻，忠不忠看行动，到底也是黄埔中人，而且又在自己的整一师干出来的……想着，心头一软，嘴上斥道：“谅你再想十天也答不出我的提问！没用的东西，去，到经理处再领一个月的饷……下次可不许胡来！”徐保还管什么下次不下次，吧唧一个敬礼，转身笑嘻嘻地跑去领第二遍饷。

    从此，胡宗南的小本本里有了徐保的名字，没过多久，徐便接到晋升旅长的委任状，乐颠颠地离开那个欠下一屁股赌债的团长位置。随着了解的深入，胡宗南后来还知道，徐保的岳父武勉之与邓宝珊原是当年国民二军的老同事，私谊笃深，且又与许多西北籍将领存有瓜葛。徐本人以前在整一师任团副驻防兰州时，常与邓有来往，见面叙以子侄礼。如此，起用一个忠贞不贰的徐保，可以牵动一大片背景，这当然是胡宗南非常乐意干的。但如能将徐保通过一定理由放到邓宝珊身边，意义则会更加不同一般。

    主意既定，胡宗南立派自己的副官长高桂滋飞往榆林，与邓共同策划榆林的防务。紧接着，作为胡军大举进攻延安的题中之意，徐保的整编第二十八旅6000余人空运至榆从天而降。事情前后极为自然，胡宗南的居心昭然若揭。不错，6000人的兵力的确加强了榆林防务。但对邓宝珊及其原班人马构成了压力。胡宗南要的就是这个“压力”。他相信此举的特殊意义迟早会有一天能显现出来。果然，到1947年8月，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榆林羞羞答答进入情况，延安忙忙碌碌准备迎驾

    邓宝珊获悉彭德怀进逼榆林的情报，感到很突然。晚上，他悄悄把左世允招来商议对策。左面色沉重，说：“彭手中有共党陕北主力七个旅，就是不打，把榆林围困一两个月，也够咱们受的！”

    邓宝珊淡淡地哼了一声：“事情真有你讲得那么严重吗？”他起身踱到挂图跟前，缓缓拉开布帘，“据我所知，共产党刚在‘三边’开了会，谋划新的战略。他们的提法是从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何谓‘反攻’？无非是把仗挪到国军驻防区域去打嘛。你知道吗？晋南的陈赓已在组织‘太岳兵团’准备南下。目前彭德怀首要的是拖住胡先生，给陈赓兵团让路，而不是对我……”

    左世允将信将疑地听邓宝珊把话说完，不敢肯定，更不敢否定。早在胡宗南攻取延安时，邓就曾预言共产党首脑决不会轻易离开陕北，胡过于张狂必定要吃亏，果然不久就有了青化砭的败绩，接着又是羊马河、蟠龙之失。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凭邓宝珊对共产党军队情况的了如指掌，其判断也似乎自有他的道理。左世允转而说些部队防务方面的琐事，两人谈话就此冷了场。

    这时，徐保进来了。他总是这样，不请自到，而且静悄悄的，叫人猝不及防。这让邓宝珊很不舒服，但碍着面子，又不便多说。徐保极善于察言观色，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只佯装不明白，见面始终按部就班地伯父长伯父短，以不变应万变。邓宝珊被徐保几声伯父一叫，心中难受的那股劲也就消了，免不了也得以礼相待，问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几天前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邓宝珊分析下一步彭德怀行动时，就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认为大家所谈“东渡黄河”和“进攻榆林”这两种可能性，都缺乏存在的依据。特别是进攻榆林，他断定在胡宗南主力尚未消灭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