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天，也是孤掌难鸣。

    然而，榆林靠得住吗？胡宗南千万遍地朝自己发问，心中始终没底。他自然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以君子之道，先礼而后兵，胡对邓展开凌厉的攻势。第一招便是竭力吹捧，无论何种场合，提起邓宝珊你就听不到胡宗南有半个“不”字。甚至在老蒋面前，胡对邓也是倍加推崇，说他对党国有功、在西北德高望重、深得百姓爱戴等，溢美之词有多少堆多少。只要邓去了西安，胡宗南总要请到东仓门官邸优礼备至。榆林守备旅长高双成病逝时，胡以吊唁的名义亲赴榆林，把自己与邓宝珊的亲密无间表演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可是，邓宝珊还是邓宝珊，该说的说，该做的做，谁也别想把脑袋架到他的脖子上。

    胡宗南剃头挑子一头热，终于“热”得有些累了，他便密奏蒋介石，希望能给榆林换人。正好，邓宝珊在开完“六届二中全会”后，不知哪一块肌肉不舒服，一溜烟跑回陕西三原老家，声言不愿再去榆林供职。他是逃避现实，不想卷入内战的旋涡罢了！蒋介石顺水推舟，不真不假劝了几句，就急忙把心腹董钊推了上去，名义上任命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邓仍为总司令，而实际上是以董取而代之。

    董与榆林老牌守军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是同乡，按照胡、蒋的思维逻辑，董钊控制榆林的局面当不是难事。哪知榆林这把交椅上长了刺，左世允虽为同乡，对于董钊这位只身来榆的中央直属大员也心存戒备，外迎而内拒。董钊爬上带刺的交椅没有坐到半年，自己难受不过，坚决提出告退。这一下胡宗南明白了，榆林还得邓宝珊。

    邓宝珊也离不开榆林。从“少壮”混到“元老”，榆林这座城市似乎跟他有了某种生理上的联系，而他的名字似乎也和这座要塞一样，注定要成为“兵家必争”。返榆没过多少日子，就发生了曹又参“三边”起义这样的事，接着便有贺龙与聂荣臻攻击绥包的行动。邓宝珊不能不丢掉一些海市蜃楼般的想法，而作出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一选择迫使他半受挟制半是尽责地在榆林修起飞机场来，当然还有纯粹从军事角度考虑的问题——榆林内外防务，而对朱德总司令和与他感情深厚的续范亭劝他“当机立断举兵起义”的长信，犹豫不定。

    即便如此，胡宗南也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能做的除了“强化督导”之外，只有“安钉子”了。这还是戴笠生前教给他的“一招鲜”。但胡宗南不是戴笠，手下赳赳武夫倒是应有尽有，而精巧溜滑且又忠心耿耿如戴雨农那么有能耐的角色，毕竟不好找。一连好些日子，胡宗南都为这件事伤透脑筋。情急之下，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整编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徐是察哈尔怀安（今属河北）人，黄埔四期毕业，战场上从不怕死，有股傻愣劲儿，但秉性顽劣，一身都是臭毛病，所以虽在胡的嫡系一师，到1936年才混上个团长。不用说，这是个胡大胡二的团长。他嗜赌成性，赌瘾比当年的胡宗南有过之而无不及。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一点成了他打动胡宗南进而飞黄腾达的机缘。

    事情缘于某一夜狂赌。刚好月头月尾，全团官兵的军饷都在手边，徐保放胆闯进赌场，指望抱个金娃娃。谁知运气不佳，又欲罢不能，一夜下来，数万饷银输得一毛不剩。徐保的赌风爽快，输得脱裤子也决不赖账。天亮之后，他只好双手空空地把队伍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这月的饷本团长……领来了！”官兵们欢呼雀跃，个个脸上放光。徐保眉眼一涎，口气垮下来，“不过……他奶奶的，咱团运气不好哇，团长一晚上都没开牌，钱，输光了！”这兜头一瓢冷水，把官兵泼个透心凉，眼都直了。精明机巧的徐保急忙话锋一转：“弟兄们不要着急，今晚日子不错，本团长一定去给大家翻回来。明天，我保证给全团发双饷！大家说，成不？”还有什么不成的？全团官兵愣了片刻，只好七长八短地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