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腊肉”滋味兵家必争，胡“革命”风格泼皮投缘

    “三战三捷”、西出陇东及收复“三边”——彭德怀的序幕三部曲让胡宗南露了怯，“马家军”受了惊，莫名的恐惧心理瘟疫一般蔓延于西北战场国民党官兵之中。

    唯有一人置身事外，那就是稳坐榆林、处变不惊的晋陕边区司令邓宝珊。

    自1937年秋由驻防兰州的新编第一军军长调任榆林为二十一军团长兼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之后，邓竭尽内政外交之能事，一面安置逃往榆林的蒙旗王公和大批难民，把他们组编成游击队，进驻到包头以西的黄河沿岸；一面与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密切联络，强化晋西北的防御部署。与此同时，也以一种亲密的态度，与八路军后方部队取得联系，稳定河防。他还将百灵庙供奉的成吉思汗灵位，煞有介事地运往兰州，安放到榆中兴隆山。这对蒙古族百姓的心理影响可不能低估。从此，大草原上再乱，他们的向往与回眸始终落在黄河源头。

    榆林不守，自然稳固。打从民国初年陕西老军阀井秀岳筑巢于此，榆林就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井秀岳的部属旅长高双成乃至高的部下左世允，沿袭下来十几年，都没能把榆林这条骇浪中的帆船锚定在一个港湾，邓宝珊却做到了。

    邓奉命抵榆时，太原及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察绥两省政府及所属机构、地方部队等各色人员，纷纷逃往榆林地区，蒙旗王公更是慌作一团。邓自己都难以想象当初是怎样镇住了这一混乱的局面。抗战八年，邓宝珊在离乱中渐渐老了。坐镇边塞，数年一日，当初的热血男儿渐渐成为一块咬又咬不动，嚼又嚼不出滋味的腊肉。

    蒋介石不敢小觑这块“腊肉”。内战前夕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那次刻骨铭心的会面，给他的刺激经久难忘。正是从那次会面之后，老蒋才确认这块骨头不软的家伙不是自己实施“戡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邓宝珊当面声称拥护华盛顿而不拥护拿破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蒋介石表面上未予置理，私下却不只一次地提醒胡宗南：“老弟，这个人（指邓）是靠不住的。他闭口不谈领袖，满脑子的‘主义’，什么华盛顿了、拿破仑了，我看，他心里只有一个邓宝珊！”胡宗南叹气：“这都是给共产党赤化的。”

    胡宗南的话若有所指。整个抗战期间，邓宝珊与共产党大大小小的接触，胡不但历历在目，而且记录在案。那时候，邓只要去西安，往返途中必经延安逗留一下。在延安，毛泽东曾经两次与邓晤谈，据说两人谈得“甚为投机”。中共将领萧劲光、王震等还多次到榆林访问，彼此常有书信往来。至于贺龙、彭德怀及习仲勋这些人，就差和邓宝珊称兄道弟了！说是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可二者怎能分得一清如水呢？他邓宝珊末了还不是关起门来潜读共产党的小册子——当然，这一点胡宗南也不便多说，胡自己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也并不陌生。

    的确，就理想与信仰而言，邓与胡之间或许还有共同共通之处，彼此都还算得上革命行当中人。但“革命”与“革命”不一样，即便如邓、胡这样同处一个阵营，同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同读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但若往深里看一步，还是谁也摸不清谁的真面目，20世纪中国的复杂性，恐怕就是在这里。

    要命的是，邓宝珊手中结结实实握着榆林。这座长城线上古老的重镇，是名副其实的边关要塞。地理位置上的不可替代，使胡宗南每每一想起来就感觉身体某个部位在隐隐作痛。进攻延安之前，榆林驻军所辖防区东起府谷、神木，西至横山，“三边”，处在中心地位的榆林本部一肩挑两头，绵亘六七百里。以榆林为支点，北与傅作义的绥远、西与马鸿逵的宁夏，遥相呼应，成掎角之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他胡宗南在陕北战场就算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