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十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冈，实际四十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两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连一个班也住不下。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里，不论刮风下雨。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置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黏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哧呼啦的皮肉。有一次，我们为牵制敌人连续十八天急行军，就是这么泥里水里血里走出来的。整整十八天啊！能够跟上队伍、不开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部队如此，机关也不例外。有一天野司断粮，到下午三点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午饭还没有着落。警卫员狠狠心，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珍藏的北方小枣，献给首长。刘、邓、张、李四个人七只眼瞪着五颗小枣，推来让去，最后平分，每人一颗权当成午餐，剩下一颗非让警卫员吃了不可。警卫员拗不过，当着首长的面把枣含在嘴里，出门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干放进口袋——那是他过黄河时未婚妻送他的，是个念物。

    行军走路跌跤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军，刘伯承骑在马上。警卫员走着走着听到一声响，回头一看，吓坏了——刘伯承和马都不见了。他赶紧摸黑跑下山沟，边哭边喊，只见马摔坏了，刘伯承却坐在厚厚的腐叶枯枝上，没伤着筋骨，还笑着安慰警卫员：“不慌，不慌。莫的事情嘛。你要是有红枣，我还能吃几颗哩。”后来没有马骑了，刘伯承照样摔了不少“骑马跤”。五十多岁的人了，谁看见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那就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二团三营九连连长王崇乐是豫北清丰县人，跟着部队过黄河进大别山，后来又渡长江一直进入西藏，走完了刘邓大军的全部征程，最后叶落归根白发苍苍回到河南故里。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抽着“黄金叶”牌香烟，说：“年轻时我精瘦精瘦，从来没得过病，不知道药是啥滋味儿。可进了大别山，我却没逃过去，让个小蚊子折腾惨了，发起烧来满嘴燎泡，闹起冷来钻进草垛能把草垛哆嗦塌。团政委李彬说这是打摆子，让我吃‘百草丸’。我就吃了，结果浑身发热，一打嗝一股膻味儿，气得我直骂娘。一打听，人家告诉我，啥百草丸？那是羊屎蛋儿！还说羊吃百草，百草都是药，这偏方啥病都治。我越听越想越恶心，发誓病死也不吃了。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十二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也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第二纵队第五旅第十五团从团长到司号员，几乎人人都没逃过疥疮的折磨。夜间奇痒无法入睡，白天行军一个个弯着腿，走一步挠三挠，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儿。这队伍怎么带？团长黄家景听说商城附近有个温泉，叫“汤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疮，就和政委田涛商量，集中全团兵力打“汤泉池”。

    “汤泉池”北面的山头驻着敌保安团的两个连，平时强征往来行商的税款。那天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