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说，“我与谢大夫已经约定明天做手术，这个决定不能改。”

    戴笠见杜聿明态度坚决，于是拍着胸脯说：“光亭兄，我今晚就去看谢大夫是否有把握。我保证负责为你请一位好大夫，在我未回话前，你千万不要贸然做手术。”

    当晚10点钟，谢元甫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说：“有位叫戴笠的敲门，要进来谈杜长官的手术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呀？”

    杜聿明安慰道：“谢大夫，他是我的朋友，你就让他进去吧。”

    “他就是军统的戴笠吗？该不会出危险吧？”谢元甫听说军统特务在北平经常半夜捕人，没收财产，吓得不敢开门。

    “不会有危险的。”

    谢元甫这才开门，心惊肉跳地与戴笠会面。当晚12点，戴笠打电话给杜聿明的副官，说：“谢元甫虽然年纪大，但动作还算麻利，可以做手术。”

    手术如期进行，一切都顺利。

    正在杜聿明手术后的疗养期间，蒋介石又任命范汉杰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他也是一位抗战名将，名气不在郑洞国之下。杜聿明清楚，范汉杰名义上是协助熊式辉指挥作战，实际上是接替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因病丢官，杜聿明只好自认倒霉，但转念一想觉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共军不是好对付的，待范汉杰吃了苦头，那时再瞧我的！

    4月中旬，四平会战拉开了帷幕，赵家骧、赵公武等心腹将领密电杜聿明，说范汉杰一到东北不提作战计划，却要首先视察部队，恐怕他要用胡宗南的一套来整杜聿明的旧部，要求杜速返东北主持大计。

    此时，蒋介石电召杜聿明去贵州会面。杜聿明心想：老头子无非两条：一则要我速去东北，指挥四平会战；一则撤换我，让范汉杰挂帅。

    杜聿明连忙回电：“大病初愈，不适于长途飞行，拟即日返部复命。”

    正在杜聿明打点行装之时，蒋介石又来一电，云：“吾弟既能返部，即毋庸来见。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

    国共两军已在四平、本溪等地相持一月之久，大病初愈的杜聿明此刻的心情可谓踌躇满志。他后来回忆道：“我认为在相持一个多月的局面下，我回东北出风头的日子到了，即于4月16日返沈。”

    “张莘夫事件”

    杜聿明在北平治病期间，东北的形势已出现重大变化，这当然是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按照中苏两国达成的协议，苏军撤军时间延期至1946年1月初，后因国民党政府请求又延至2月初。当1月中旬，杜聿明部打通北宁路进抵沈阳近郊时，苏军本约定1月15日自沈阳撤离，但到2月中旬仍无动静。

    而此时发生了所谓的“张莘夫事件”，引起舆论大哗。

    张莘夫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1946年1月7日奉熊式辉、张家敖派遣，随苏军代表一起自长春去抚顺接收煤矿。张到沈阳后听说抚顺有中共军队，要求苏军派人护送其去抚顺办接收。苏军中将马利说：“抚顺驻有苏军，已经联系好了，安全没有问题。”于是张莘夫带随员5人和卫兵7人乘火车抵抚顺。

    到了煤矿事务所，苏联驻军司令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奉东北行营熊主任之命前来接收煤矿，”张莘夫诧异道，“马利中将不是与你们联系好了吗？”

    那位司令脸一板，说：“什么联系好了？我不知道有这件事。”

    张莘夫再三说明，苏军司令不耐烦起来，让人将他们一行带到一所房子住下。第二天，几名苏军士兵引来一队中国军警。

    “我是抚顺公安局局长，此地是解放区，未经许可任何武装不得来犯。”一位军警说，“你带来7名武装分子，应该受到惩罚。”

    张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