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阿德娜

    一条轮船从敖德萨开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甲板上有一位相当漂亮的先生，留一把小小的圆胡子，走到我跟前借火点烟，说：“请您注意坐在操舵室旁边的那些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或者英国人碰到一块儿，总是谈羊毛的行情，谈庄稼的收成，谈自己的私事；可是我们俄国人碰到一块儿，不知什么缘故，总是只谈女人和高尚的题目。不过主要的是谈女人。”

    这位先生的脸我已经熟悉了。昨天，我们乘同一班火车从国外回来。在沃洛奇斯克，海关检查行李的时候，我看见他跟他的旅伴，一位太太，站在一块儿，面前放着一大堆装满女人衣服的皮箱和提篮。海关要他为一件女人的旧绸衣付税，把他搞得很窘，垂头丧气；而他的旅伴则提出抗议，威胁说要告到某人那儿去。后来在去敖德萨的路上，我看见他时而拿着馅饼，时而拿着橙子，送到妇女车厢去。

    天气有点潮湿，船微微摇晃，女人们都回到自己船舱去了。那位留着小圆胡子的先生挨着我坐下，接着说：“是啊，俄国人碰到一块儿，总是只谈高尚的题目和女人。

    我们学识那么高深，我们那么了不起，所以我们发表的意见一概是真理，我们所讨论的只能是高级的问题。俄国的演员不会嘻皮笑脸，在轻松喜剧里他演得深沉。我们也是这样，即便谈的是小事，也必得用高深的观点谈。这是缺乏勇气、真诚、质朴的缘故。我们之所以常常谈女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满意。我们用过于理想的眼光看待女人，我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现实所能给予的，我们得到的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就心怀不满，希望破灭，内心痛苦。谁要是为什么事痛苦，谁就老是谈这件事。我照这样讲下去，您不觉得厌烦吗？“

    “不，一点也不厌烦。”

    “既是这样，那就容我介绍自己，”我的同伴说，微微欠起身子。“我叫伊凡·伊里奇·沙莫兴，好歹算是个莫斯科的地主。……您呢，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他坐下来，亲切诚恳地瞧着我的脸，接着说：“象玛克斯·诺尔道①那样的二流哲学家会把这种经常议论女人的谈话解释做色情狂，或者解释做我们是农奴主，等等。我呢，对这种事的看法却不一样。我要再说一遍：我们不满意，是因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希望生养我们以及我们子女的人比我们高尚，比世上的一切都高明。我们年轻的时候，美化和崇拜我们钟情的人，在我们心目中，爱情和幸福是同义词。在我们俄国，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被人看不起的，肉欲是可笑的，而且惹人憎恶，凡是把女人写得美丽、富于诗意、崇高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总是获得最大的成功。如果俄国人从来就欣赏拉斐尔②的圣母像，或者热中于妇女解放，那么我向您担保，这里头没有什么弄虚作假的地方。然而糟糕的是：我们刚跟一个女人结婚或者同居，过不到两三 年，就会感到失望，上当。我们就另外跟别的女人同居，结果呢，又是失望，又是悲愤，最后终于相信女人都虚伪，浅薄，爱虚荣，不公正，没有头脑，残忍。一句话，她们非但不比我们高尚，甚至不知比我们低劣多少。于是我们这些不满意、受了骗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发牢骚，讲那些弄得我们大上其当的事情。”

    沙莫兴讲话的时候，我看出，俄国的语言和俄国的环境给予他很大的乐趣。这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外的时候十分思念祖国。他称赞俄国人，认为他们有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不过他并没有说外国人的坏话，这倒使人对他发生好感。我还看出他心里不平静，与其说想谈女人，不如说想谈他自己，我免不了要听到一个类似忏悔的长故事了。

    果然，等我们要来一瓶葡萄酒，各自喝下一杯以后，他就开口了：“我记得在韦利特曼③的一个中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说：”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