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好像气是内容方面的事物；其实，纵使它不能完全脱离内容，可是想使读者感到，却不能不靠表达（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如音乐有巧拙，显然也是指表达方面）。我们读韩文，其中多数篇章确是使人感到气盛。宋以来数不尽的文人读韩文表示赞叹，主要原因也是感到气盛。这气的理论到清朝桐城派手里就说得更神乎其神，是：“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在腔调上下了大功夫，比之秦汉多了浓厚的造作成分。

    古文运动在唐朝是创始时期，经过宋朝尹洙、梅尧臣、欧阳修、苏氏父子等的努力才获得彻底胜利。大方向都是学秦汉，用散体写，可是大同之中有小异。如与唐的古文作家相比，宋的古文作家，尤其欧阳修和苏轼，行文比较平易。还有，同是宋代作家，风格也不尽同，如曾巩用力求精炼，文章就显得造作气重；苏轼就不然，写小札、笔记之类，行云流水，像是毫不在意。此后，大声疾呼学秦汉的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前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口号都是“文必秦汉”，可是拿起笔，就连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的主张也忘记了，而是生吞活剥，甚至剽窃，以致内容和文字都无足取。这股歪风当然要引起反感，于是有唐宋派兴起，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学唐宋其实是间接学秦汉，因为唐宋也是学秦汉。这学唐宋的风刮到清朝成为方苞、姚鼐等的桐城派，多讲义法，也就是更在表达方面下功夫。其后恽敬、张惠言等发思古之幽情，用秦汉的高古自然矫正桐城派的拘谨，成为阳湖派，就模仿的口号说，算是又回到文言的老根据地，秦汉。

    以上说的是以秦汉为标本以及其中的大同小异，总的说都属于模仿的水流。有没有这股水流之外的文言？这要看从哪个方面说。如果只是看口号，明朝晚年以袁宗道、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可以算，因为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模仿，主张文章好坏，关键在达不达，不在古不古，意思是不必学秦汉。但这是就方向说，至于动笔写，那就还是离不开秦汉，因为他们用的是文言，想避开秦汉的格调是行不通的。

    再说“模仿的成果”。显然，这方面材料太多了，因为只要是文言作品都要算。刊刻而收入各正史艺文志的，有不少没有传下来；只计传下来的，数量也仍是汗牛充栋。为了以简驭繁，这里想只谈几个要点，或说特点。按通用的编目办法，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先说集部。其中的“别集”是秦汉以后的新事物，传统书目所收，最早是《蔡中郎集》和《曹子建集》。别集是个人的各体文章的汇编，从汉魏之际开始，直到清末，不要说名家，就是《颜氏家训》讥为“上车不落”的人物，也总要想方设法，刊印求传世。因此，这个秦汉以后的模仿阶段，数量最多的文言作品是各朝代大大小小作家的文集。总集也不少，全收的有《全唐文》之类，选收的有《宋文鉴》之类。

    再说史部。这不是新事物，但比起秦汉来，产量大多了，不只各朝有正史（有的不只一种，如《唐书》和《五代史》都有新旧两种），而且出了不少重要的大著作，如“编年”的有等，“政书”有《文献通考》等。其他记事的杂著，如《金石录》《野获编》等，更是多到数不清。

    再说子部。像先秦那样，处士横议、成独家之言的著作少了，勉强说，王通《中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类还可以算数。产量多的是另一类，可以总称为“杂记”。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偏于讲学问，如《容斋随笔》等等，成就很大。另一种偏于记见闻，如《酉阳杂俎》《癸辛杂识》《辍耕录》等等，成就也不小。

    最后说经部。经是文献中的老牌号，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