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类的表达方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6.1.3汉魏以后

    上一节把秦汉看作一个阶段，是因为文言在这个时期定形，成为后代模仿的样本。由这个角度看，汉魏以后，直到清末，一千六七百年，可以看作一个阶段，因为就表达方式说，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不过这个阶段时间长，作者多，作品更多，不只多，其中还有秦汉不见的花样。为了减少头绪，容易说明，我们把骈体留到下一节谈。但就是这样，也还是苦于材料太多。不得已，这里想以“怎样模仿”和“模仿的成果”为纲，说说大致的情况。

    怎样模仿，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知不觉地随着走，另一类是把学秦汉看作方向，有意地并且用力地随着走。先说前者。文言定了形，文人，不管是唐宋的还是元明清的，表情达意，除非不用文言，只要用，就不能不用秦汉的格调。举例说，“未之有也”的说法，秦汉通行，汉魏以后，不管时分古今，地分南北，只要用文言写，表达同样的意思，就一定也说“未之有也”，而不说“未有之也”。这样，我们无妨说，除了一些标榜“文必秦汉”的流派以外，凡是用文言写作的，由建安七子到章太炎和王国维，数目多到无限，都是不知不觉她模仿秦汉的。这所谓模仿，还不只是散行文字。骈体也是这样，如“夫迷涂（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丘迟《与陈伯之书》）用意凑成四四对四四，可以说是新花样，但是拆成四句，每一句的表达方式仍旧是秦汉的。诗词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贺铸《青玉案》），其中的每一句，就表达方式说，都没有跳出秦汉的旧格局。

    再说有意的模仿。有意是不只学，而且心里想，嘴里说。这种模仿，一般说是起于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也有人说，六朝末年，陈隋之际已经露了苗头。这股风是来自对骈体的厌倦。骈体盛行于南北朝到唐朝中期，行文要求工整的四六对偶，这有如缠小脚走路，纵使缠的人觉得美，很不方便是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的。并且，内容大多是风花雪月，写很费力而并不实用。这样，骈体这个像是很美的工具就成为不适用的工具。不适用，不能不改，于是就有了古文运动。大的方向是改用秦汉的散体写。用骈体写的是时文，所以模仿秦汉写的是古文。但这是就概括的格局说，至于实践，那就还有不少分别。分别之一，秦汉作品，有不少偏于古奥，但那是任时代的自然；古文运动的有些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追求，如柳宗元就是比较突出的。分别之二，秦汉时期对于对偶，也是任其自然，碰巧就用，碰不巧就不用，如果说间或是有意，那也是有意用，而不是有意不用，如贾谊、枚乘等就是这样；古文运动的作者就不然，而是尽力躲避，惟恐沾染一点点骈体的气味。分别之三，秦汉时期，尤其先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并且没有正统观念，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滕文公下》），韩非也可以骂儒墨非愚则诬（《显学》）；唐朝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口头也是着重文章内容的，他标榜“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可是他所谓“师”，不是师先秦诸子的各抒己见，而是“师古圣贤人”（同上），具体说是要宣扬孔孟之道。风花雪月换成孔孟之道，由表面看是化虚为实，值得欢迎。可是看后果却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唐宋以来的古文，通病是气势盛而思想贫乏；另一方面，由宋朝开始的经兴文，以及渐渐转化成的八股文，即使不是古文的嫡系子孙，也总是近亲。分别之四，上一节曾谈到，秦汉的文已经有腔调，但那是任语言的自然；古文运动的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地深追，不只在实行方面要求后来居上，而且想在理论方面找到根据。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谈到“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