歉。”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的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继续说，“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2001年4月，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75岁的慰安妇幸存者艾香，当初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艾香的身世其实有点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从7岁时就开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劳作到15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后来，艾香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日本关东军。女人让艾香跟她去中国工厂，说顿顿可吃上大米饭，工钱也比家里这边多得多。到时，母亲和妹妹都可以接过去住。

    不久，艾香别了母亲妹妹，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那个女人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这一年是1942年。火车开到了东宁要塞，在一处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排盖着稻草的平房。每个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长，中间是走廊，两边有20多间小屋。到处是年轻的女孩子，每个平房里都有20多个18至20岁的女人。

    艾香开始的工作就是烧开水，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烧10多炉水，后来她知道，这些水是慰安妇用来洗下身的。艾香还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站着排进进出出，从早上7点到凌晨两点。屋里，女人的惨叫声不断。

    10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