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人/白种人，这几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叠映在一起，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纵横交错的目光注视下，少女小渔的故事凸现传统中国符号、价值和信仰的巨大感召力量，谦卑隐忍的“地母”在异邦文化里焕发出“超凡的魅力”。（《世纪中国》 2004年4月号）是严歌苓初到异国他乡，感受着“移根”的伤痛，体验着现代人的困境，尤其是中国海外华人的困境，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艺术晶体；小渔的形象，打着鲜明的严歌苓的烙印，如她自述的那样：我写，并没有很理念很哲学地想表达什么，许多东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说中的，等写完了，才明白，自己内心揣着的，原来是这个。四年后，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问世，其实正是的延伸和扩展，犹如树苗长成大树。小说叙述120年前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场神奇的跨国恋情，主人公是白人少年克里斯与中国妓女扶桑。据作者叙述，小说的原始素材来自浩如烟海的白人史学家编撰的唐人街史料，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儿童嫖娼史的一个典型范例，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文明的探索。”《扶桑》彻底颠覆了这种古老的偏见，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对人性超凡的感悟，重新演绎了这场奇特的跨国恋情，创造一个“东方圣母”神话，在它的光照之下，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虚假，种族主义的偏狭，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丑陋黑暗反人性，都暴露无遗。评论家雷达这样评论《扶桑》：“作者借一百年前的一个中国妓女，讴歌了未被文明污染的优美和超越善恶的无言，作品虽写花街勾栏却并无污秽笔墨，但作者又并非不知道人世的罪恶与丑陋，她要写最肮脏中的最美丽。作者给扶桑赋予以某种神性——来自大地母亲和女性本身的神性。于是，我们常会感到，可怜的倒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扶桑，而是那些貌似自由的作为肉欲动物的嫖客们，他们固可占有扶桑的躯壳，而灵性的扶桑却站在更高处，漠然地审视着他们。作者的审美理想是独立的，纯粹的，甚至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她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种族差异的迷雾，人物身份的迷雾，提摄那隐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追寻藏在人性深处的爱》，《文学报》1999年3月11日）

    问世时，正是中国海外“留学生文学”在大陆风靡之际，其艺术品位，从作品的标题大致可以看出：《我的财富在澳洲》、、《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娶个外国女人当老婆》、《闯荡美利坚》……在这些作品中，拜金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痞子精神与爱国主义微妙地混合，呈现光怪陆离的景象，写作手法上，大体不出新闻纪实的路子，语言粗糙，结构雷同。这些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中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为最，前者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万人空巷；后者洛阳纸贵，发行量达天文数字，被评论界评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部文学作品之一。如此火爆的情形，反映了“文革”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经历了儒家传统伦理与革命信仰的双重破产后，中国进入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不显得卓尔不群。

    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颇具可比性，两部作品在呈现异域生活场景，细节真实方面有些共同点，但思想内涵上的差异，可谓南辕北辙——尽管两位作者在年龄、性别、出生、人生经历上不无相仿。小说的题目已经暗示了这种差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是纽约的富毫们在欧洲宫廷气派的“绿色酒苑”为作者举办大型圣诞晚宴时赠予的称呼，包含着“美国中心主义”的傲慢，对此作者欣然接受，并且这样答谢：“你们看到我如何第一次推开你们的门，签下第一笔合同时的喜悦至今还记忆犹新。还是让洛克菲勒导